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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獎會，三十多名逃兵每人發了五塊大洋，關黑子升為團長。楊虎城最後向全團官兵宣佈：‘弟兄們，今後，遇上這樣的丟良心仗，大家都可以逃跑，我楊虎城照樣發獎！’”④從楊虎城為“逃兵”發獎這個小故事中，人們不難看到，在那時，他雖然受國民黨政府領導，實際上他是執行著一種比較進步和溫和的政策，因而那時陝西的救亡運動較為活躍，如對於提倡民主、宣傳抗日、反對內戰等，在別的地方，常常是被禁止的，而在陝西，就沒有那麼多的清規戒律，不論是青年學生或民主人士，都敢於議論國事，抨擊時弊，所謂共產黨宣傳赤化、不要父母、不講道德、共產共妻之類的謠言，在這裡是沒有多少人相信的。致使陝西的國民黨特務大為惱火，叫苦不迭，哀嘆陝西左傾分子多，存在所謂“精神向北（即陝北）”和“做的是國民黨的官，吃的是國民黨的飯，卻說的是共產黨的話，做的是共產黨的事”的現象。

蔣介石對此也很惱火。為了進一步控制西北地區，防止“赤化”，他調來大批憲兵，同時也增強了特務的力量，僅在西安地區就設立了一百多個特務機構。國民黨的黨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剛、曾擴情、宋志先、江雄風等，也象走馬燈似的，頻繁往來於南京西安之間，他們不僅進行政治遊說，有的還直接在西安的黨、政、軍、警等機構中擔任要職，如安插在西北“剿總”司令部的晏道剛和曾擴情這些特務頭目就是用來監視張、楊的；也有的則以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等機構為據點，專門監視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行動，甚至連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也都處於特務的暗中窺測之中！

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踏進華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人們團結禦侮的愛國主義精神還是不斷髮揚光大，如當時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秘密流傳的宣傳抗日救國的刊物《活路》（這名稱的含意是東北軍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以後西安事變的爆發作了輿論準備。這個刊物是由從上海來西安作統戰工作的著名進步人士高崇民等編印的。未過多久風波起，它暴露了東北軍和西北軍聯合的秘密，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若不是張、楊兩將軍的保護，高崇民就會被捕，會被送往南京，其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原來，那時高崇民等編印這個刊物，是曾得到張學良默許的，不過表面上他不能支援，還得公開查禁，以遮特務耳目。所以，那時這個刊物實際是處於地下狀態。印刷、發行，都擔著很大的風險，白竟凡在論及此事時，著重指出：

原來準備油印，既經張默許了，就準備鉛印。但是，在西安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因為陝西省黨部有命令，凡印宣傳抗日的東西，就違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活路》不能拿到外面去印。適楊虎城的秘書王菊人去高崇民家。孫達生（另一《活路》編者）即和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說：“綏靖公署軍需處有個印刷廠，專印軍內的材料，比較安全、保密。”他說可以幫助解決印刷問題。王回去後向楊報告了，楊慨然應允，讓王菊人告訴軍需處長王惟之負責監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積極主張團結抗日，也是楊將軍的心腹。他接此任務後，就和印刷廠的負責人高子楨商量，選一些技術好的工人，在晚間代印《新秦日報》後，接班突擊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裝訂都嚴格保密，並由王惟之和高子楨輪流監印，按照實印冊數發給紙張，不許多印。

經過幾夜突擊把《活路》印完。即由王惟之運到他家，以後又由綏署交際處長申伯純同志用小汽車運到雙仁府高崇民家。……

《活路》發行一個多月以後，忽於五月十二日楊虎城的幕賓郭增凱為《活路》事，被國民黨秘密逮捕解往南京。這件事使張、楊和東、西北軍兩方面人士都為之震驚。後來查清是印刷《活路》時的保密措施引起了兩名工人的懷疑（他們是蔣特的底線），他們在印時帶去一份光紙換了一份印的《活路》，在軍需處後面城牆上偷閱。

他們看到內容全系宣傳抗日的違禁印刷品，即秘密送給了西北“剿匪”總部調查科長江雄風。江看見如此重要的“反動檔案”如獲至寶，獎給這兩個人每人六十元大洋，即向“剿總”參謀長晏道剛報告。晏立即召集江雄風、馬志超、曾擴情等軍統特務頭子們研究這個小冊子是誰寫的？他們認為小冊子既是十七路軍印刷廠印的，當然是十七路軍的人編的。但是，從內容上看，又都是東北人的口氣，宣傳物件主要指的是東北軍。他們分析來分析去，分析到郭增凱頭上，認為郭平日經常誇他與楊虎城的關係如何密切，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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