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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以為,有沒有財富,主要取決於有沒有領土和自然資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發展農業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價值的礦藏和石油、天然氣。只有在掌權若干年以後,我才認識到,新加坡不同種族的表現不一樣,同一個種族內部各類人的表現也不一樣。我嘗試過以好些方式來縮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漸得出結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他們的天賦才能,加上受過的教育和訓練,以及他們和他們政府的組織結構。知識和對技術的掌握,在創造財富時是至關重要的。
奪取領土的鬥爭曾導致後果不堪設想的戰爭,誰也不是贏家。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透過國際貿易和交換貨物勞務進行的競爭,使參與的所有國家的產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為了爭取最高的國民總產值,人們必須在自由市場裡相互競爭,同時在大體是自由的市場裡跟其他國家競爭。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國期間,任何殖民地學生都瞭解這一點。他們以為,取代了離開的英國人,他們會自動富起來。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確實透過擁有更多資本和權力剝削其他人,由於人的產值超過他維持生存所需要消費來的數量,僱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餘的部分,這個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日本投降後,我見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新加坡如何殘酷無情,他們立即向被懷疑當過奸細或出賣過他們的事業的人報復,根本不設法證明對方有罪。甚至他們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軟布帽,他們的言談舉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發現,倫敦經濟學院的共產黨人同樣熱心地向人強行灌輸他們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準備跟孤獨的殖民地學生交朋友的年輕婦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們改變信仰。
我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蘇聯人曾經利用佔領軍,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產黨政權。兩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長馬薩里克被殺害,從視窗墮地〃跌〃死,共產黨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紅衣主教明森蒂挺身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辯護,受到了騷擾,不得不躲進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劍橋法律學院講師傑克·哈姆森是個天主教徒,他對這些事情氣憤得不得了。訊息傳來的當天早上,上課時他花了一小時不講契約法,卻大談蘇聯共產主義的邪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對共產主義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會的主張,對所有殖民地學生都有吸引力。英國費邊主義者①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透過徵富人一輩子的稅,透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產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我當時看不出有什麼破綻。我年紀太輕了,不知道英國律師在訂信託契據時巧妙得很,使政府難以徵收太多遺產稅。
費邊主義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從英國回來後,我訂閱他們的雜誌和小冊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們的不諳世事使我感到絕望。有一期雜誌的內容令人難以接受,那是有關教育的。兩個校長寫了一篇嚴肅的文章說,英國的綜合學校制度失敗,不是因為辦學方法不對,而是因為最優秀的教師仍然在教最優秀的學生。文章認為最優秀的教師應該教最差的學生,後者需要前者教導才能獲得平等,好學生無淪如何都會有好成績。這種強求一致的主張我可受不了,於是不再訂閱他們的雜誌。
對於馬克思主義,我所獲得的最有價值的教訓,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學華語的時候。雄心勃勃的工會親共活躍分子幾乎天天午餐時間都到我的辦公室來教我一小時,有時晚上到我家再教。他們用《人生觀》等書名吸引人的小書教我,實際上是在宣傳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最發人深省的,是跟老師一起讀毛澤東原著。一篇有關共產黨人如何摧毀敵人的文章,使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盾。分析的關鍵是〃人民〃的定義。根據毛澤東的精確分析,〃人民〃的定義因時間和形勢而異。例如當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時,反對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國民黨是人民。1945年抗戰勝利後,敵人日本被打敗了,國民黨在中國掌權,代表民族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群眾,國民黨成了敵人,反對國民黨的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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