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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紐約我還不死心，翻出涼子給先生落下的東京電話號碼，一個長途撥到日本。那邊電話公司的接線生先用日文，再用英文，字正腔圓地告訴我：“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是空號。請查對後再撥。”

我查對了，再撥了。同一個日本接線生客氣地告訴我同樣的話。

掛上電話，“八格牙魯”從我嘴中衝口而出！

【敝帚自珍】涼子肯定受過好的教育，否則不會那麼彬彬有禮和溫順。但是她的教育裡肯定缺了什麼，不然不會訛我的錢。百元鈔是小事，丟了一個民族的臉是大事。但涼子是不在乎的。在她心目中，百元鈔一定比大和民族的名聲重要。我們教育自己子女的時候，當引涼子為戒。

第三章　淬漬磨礪第10節　紐約少年科學院

紐約一地，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高中生在各所大學從事科研，有的，專攻自然科學，有的，致力人文科學。指導的老師，全是名噪一時的科技界名流。總的組織者，是紐約科學院下轄的少年科學院。這科學院是不以贏利為目的的組織，它利用自己的人脈優勢，組織安排孩子們從事正規的研究，培養下一代的科研苗子，激發孩子對科學的興趣和愛好。實在厥功甚偉！

美國的重點高中，鼓勵有志從事科學研究的學生進行和完成獨立的研究課題，由名牌大學的有關科系的教授督導。著名的紐約科學院，不僅有過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這樣大名鼎鼎的院士，而且有心設定少年科學院，扶植後起之秀。少年科學院中的指導老師，由各個科研領域成就斐然的院士和教授擔任。風溼病專家格伯爾博士，就是晶晶在紐約科學院的學術導師。

進入高中的第二年，十四歲的晶晶就被接納為紐約科學院下轄的少年科學院的成員。那個學期的末了，格伯爾博士在自己領導的紐約州立大學實驗室裡，親自指導晶晶開始了系統性紅斑狼瘡病因的研究，具體課題是“人體組織上的肼酞嗪肼苯噠嗪和次氯酸鹽的意義”。

課題一定下來，晶晶就拿著格伯爾博士開出的書目，催她爹帶她去紐約大學圖書館：“爸，帶上你的工作證，我要借的書可不少！”晶晶說。

等父女倆回到家，晶晶的書桌上馬上堆起幾本厚厚的大部頭，說是借來的資料。接下來幾天，晶晶一放學就埋首這些大部頭，一邊專心地看，一邊做卡片。我下班回家，探頭她的房間，她只抬頭“嗨”那麼一聲，便又低頭抄抄寫寫。平時我做飯，她最喜歡在廚房給我打下手，東扯西拉瞎聊，現在也沒那個空兒了。看來，這次晶晶是玩真格的，不像以前那樣小打小鬧。

我抱著三巨本的《英漢辭海》，將晶晶要研究的一長串英文課題翻譯成中文。一個字一個字查完了，連學醫出身的我都傻了眼——十四歲的高中生要獨立研究抗原、抗體和人體蛋白的變性！真是“後生可畏”啊！先生從此開始惡補紅斑狼瘡的病源、病理和免疫學。其實，任誰都心裡明白，使青龍偃月刀的關西大漢，哪幫得了蘇州女人刺繡？人家格伯爾博士是專家，輪不到我們插進去指點。只不過日後晶晶談起她的研究，我們總不能一竅不通不是？就這麼著，大醫盲一個的先生，後來都惡補成了“紅斑狼瘡”的“吹家”，談天時，吹起這病，頭頭是道。

等格伯爾博士佈置的書攻讀得差不離了，晶晶桌上的分類卡片已做了一沓。兼任醫學院教授和附屬醫院風溼病臨床醫師的格伯爾博士，於是專門帶著晶晶一個人去他的醫院看系統性紅斑狼瘡的住院病人，跟病人一起討論病情，以便使晶晶在正式開始做研究前，對這一疾病有個直觀的認識。

學校放寒假的第一天，晶晶就開始了實驗室的工作。每天早上我還沒出門，她就匆匆忙忙揹著書包，帶上我給準備好的中餐飯盒，連走帶跑奔地鐵站，去格伯爾博士的實驗室做實驗。晚上，常常是我已回家，她還沒回來。開啟電話錄音，不是“媽，我馬上離開實驗室，坐地鐵回家。”就是“媽，我的實驗還沒有做完，估計會晚回。”

格伯爾博士的實驗室，地處治安不靖的市區，晶晶做實驗晚了，先生就在約定的時間開車去接。這項實驗，晶晶從高二做到高三，將近一年的時間。先生成了晶晶隨叫隨到的私人司機兼保鏢。

美國學校，寒假短，暑假長。十幾天的假期，除了聖誕節和新年兩天沒去實驗室，晶晶連週末也泡在她的實驗中。每天見她懷裡揣著格伯爾實驗室的一大串鑰匙，脖子上掛著印有大頭照片的通行證，揹著厚重的書包跑出衝進，我和先生都笑說，我家的“小科學家”真是個大忙人哩！

學校開學了，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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