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五章 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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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煜說著，又怕自己講不明白，乾脆提筆在桌上寫下一串簡單的漢字公式：

稅賦改革之後的正稅=稅賦改革前的正稅+（橫徵數額*稅賦改革頻次）

“能理解嗎？”

林煜要在講解之前這麼問，那估摸著得有一半看不懂，但現在卻是已經都能大概理解。

用這套通用公式經過換算，就可以很輕鬆的得出結論：

唐代兩稅=租庸調+橫徵（法外之徵）

晚明一條鞭法=（租庸調+橫徵）+橫徵

清初攤丁入畝=（租庸調+橫徵+橫徵）+橫徵

“這條公式就是黃宗羲定律的全部內容了，它的本質就是歷代王朝持續不斷地合法加稅，從魏晉的戶、調稅法，至唐代租庸調，再到後期的兩稅法，它們看似是減少了賦稅加派的弊政，但本質是依舊離不開賦稅絕對值的增長……而這種賦稅絕對值的算術級數累進，實際上就已經抵消了魏晉唐宋各朝，對於稅賦改革的全部效果。”

聽到這裡，饒是朱高熾早有準備，也還是忍不住輕吐口氣，他是真被這所謂的“黃宗羲定律”給嚇到了。

大明一直講究薄稅養民，好讓百姓能夠儘快的恢復生產，結果“薄稅”卻是反而比前朝加派的還要高。

一句話，積累莫返之害！

比之王朝週期律，還要令人恐怖生畏！

林煜這時又講起了題外話，他說道：“實際上，黃宗羲定律古來有之，就以兩稅法為例，陸贄曾在《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中說道：‘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

這話的意思便是在說，將“非法”的稅收納入“經制”，便是兩稅法無法迴避的弊政。

明末與黃宗羲同時期的王夫之，同樣也在《讀通鑑論》寫道：“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

雖然後世也逐漸有人對“黃宗羲定律”提出了質疑，但至少目前為止，放到明清兩朝來算，“黃宗羲定律”確實是真實存在的。

明初開國，大明為徵派賦役，編造了詳密的魚鱗圖冊和黃冊，將老百姓牢牢限定在土地上。

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帶頭掠奪地產，大量設定皇莊，大地主隱匿賦稅，國家的財政收入減少，而支出卻與日俱增。

全國各地農民從逃亡到抗賦抗役，從“盜礦”到武裝反抗“礦禁”、“封山”，從抗租到武裝“踞田奪地”，明廷被迫改革原本的“兩稅雙冊法”。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具體內容為：賦役合併；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僱人承應；田賦、徭役一律徵銀；役銀“量地計丁”，丁、田分擔。

雖然“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但農民所有的負擔並未絲毫減少，只是將以前所交納的不合法賦稅合法化。

隨後便是“萬曆三大徵”的加派，為了對付遼東起兵的努爾哈赤，大明朝廷開徵“遼餉”。

“遼餉”加徵分三次，第一、第二次每畝加徵三厘五毫，第三次每畝加徵二厘，三次一共九厘。

至崇禎三年，大明在九厘加徵之外，再強徵“遼餉”三厘；

十年，為鎮壓農民起義軍，開徵“剿餉”，每年加派330餘萬；

十二年，大明在“遼餉”、“剿餉”之外，復加“練餉”，每年徵銀730餘萬。

“三大徵”加派高達2000萬兩，超過正額數倍，百姓苦不堪言。

清軍入關，多爾袞為了籠絡人心，宣稱免去“三大徵”，但實際上只是避惡名，改“遼餉”為“九厘銀”、“九厘餉”或“九厘地畝”，照舊加徵。

“練餉”不僅照常徵收，而且還將加派畝額大大擴充。

這便是“黃宗羲定律”當中，典型的將數額巨大、原屬臨時性攤派的不合法徵稅，全部納入正稅體制的做法。

至康熙年間，清廷編撰《簡明賦役全書》，作為徵收地丁銀的依據。

並昭告天下：

“將現徵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額，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從康熙五十一年開始實行，以後到達成丁年齡的，再不承擔丁役。

雍正接續這一政策，將其攤入地畝徵收，是為“攤丁入畝”。

然，“攤丁入畝”並不是取消人丁稅，而是將易於流動的人丁銀數額固定化到土地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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