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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1979年7月12日。《紅旗》1979年8月號，頁58…62。＇。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綱，說下鄉運動違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們返城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當局則反駁說那是適合中國發展條件的一項政策，知青留在農村有助於實現農業現代化＇　見《紅旗》1979年8月號，頁58…62。《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2日第4版。湖北電臺廣播，1979年11月12日，刊於FBIS，1979年11月16日。＇。這最後一說該是為繼續實行那項政策而作的主要正面辯辭。

在此同時，政府當局也嘗試再次弘揚曾經激勵過文革前運動先驅者及後繼者們的理想主義犧牲精神。有了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就真的能為農村的發展“大有作為”，這種論調成了1979年發表的眾多文章的主旋律，介紹不同型別的知青模範。通常是想法讓那些死硬分子“感到羞恥”。《浙江日報》刊登過一篇題為“需要幾萬個像他那樣的好青年”的文章，文中寫道：

“他的高貴的思想覺悟與心無四個現代化亦無國家人民利益的某些人的表現相比較，反差多大呀！那些人不遺餘力想方設法離開農村和邊境地區，當他們達不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時，就聚眾搗亂。史明軍（譯音）的先進事蹟就像一塊明鏡。照照這塊鏡子，那些人應該感到羞愧萬分！”＇　浙江電臺廣播，1979年3月21日，刊於FBIS，1979年3月26日。＇

為了令這種“羞恥感”更加突出，當局毫不吝嗇地大肆表揚模範知青。我們已經談過省一級與全國都召開了“先進知青”大會，在此之際，報刊給某些知青送上一大堆讚美頌揚之詞，有的照片還登上了報紙頭版＇　見本書，頁174…175。＇。毋庸置疑，得到最大榮譽的是楊永青。她是1979年以政治連載故事的形式出現在舞臺前方的。上海當局正在與知青有組織的暴力抵制對抗＇　《人民日報》1979年2月14日第4版及1979年2月16日第4版。＇的關鍵時刻，報刊挖掘出了這個1964年志願到新疆去的上海女青年。她1972年沒有跟隨丈夫與孩子返回城市，而選擇留在當地。楊的例子之所以更理想，是因為1977年她還成功地說服了丈夫回到新疆。不過，文章倒也沒有隱瞞，楊已經不在石河子農場工作了，已經上調到烏魯木齊市，當上了新疆共青團的副書記。但，到了3月，正當遣返知青回鄉的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而王任重號召青年奔赴邊區參加發展建設＇　《動向》1979年4月號，頁22。1979年3月9日王任重替代了陳永貴任“領導小組”組長；顧洪章等，《始末》，頁248。＇之時，報刊發表了楊永青致王任重的一封公開信，請求回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及參加戈壁沙漠的綠化工作。想到“身教重於言教”，她願繼續發揚當年激勵她的精神，讓那“一小部分”吵著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組織”接受了她的請求＇　《人民日報》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及《文匯報》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後，連載故事照舊，3月30日刊登了楊收到的來信片斷，是各個地區的青年寫來的，他們決心要學習她的榜樣，後來又刊登了烏魯木齊市共青團為她召開的歡送大會的報道＇　《人民日報》1979年3月30日第一版及1979年4月11日第3版。＇。5月8日她的照片上了報＇　《人民日報》1979年5月8日第2版。＇，第二天報章報道了上海市為知青顧生髮召開的歡送大會，顧為楊的事蹟深受感動，雖然他已經合法地在城裡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還是同意回到新疆去＇　《人民日報》1979年5月9日第4版。另一個類似的大會在6月14日召開；見上海電臺廣播，1979年6月15日，刊於FBIS，1979年6月19日。＇。14日，登載了回到“農業生產第一線”的楊永青寫給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為對收到的眾多支援鼓勵來信的回覆。她在信中重複雷鋒的老話，表示，“四化建設　＇　＇需要我們戰鬥在各條戰線上的青年，像一顆顆螺絲釘，牢固地釘在自己的崗位上”＇　《人民日報》1979年5月14日第4版。＇。她的態度值得《紅旗》雜誌大書一筆，1979年8月號發表了長文樹她為榜樣，據我們所知，這是最後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眾厭倦或令其他的模範嫉妒，就沒有邀請她參加8月底的大會。34名被邀模範的挑選反映出當局想要在文革前後的知青之間保持平衡，在不同“專業”之間也同樣（如邊境地區與內地之間，科學試驗工作與管理工作之間等）。但重點放在邊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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