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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不合理的城鄉勞動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識青年和當地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日益突出，農民的負擔愈來愈沉重。許多下鄉青年謀生有困難，這就加重了他們單位和家庭經濟與精神上的負擔。”＇　《遼寧日報》1978年10月27日，刊於FBIS，1978年10月31日。＇

遼寧廣播電臺在一篇報導中反駁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登載的一封由19名知青模範簽署的聯名信：

“四人幫及其黨羽歪曲毛主席有關知識青年跟工農相結合的指示。他們把青年下鄉絕對化，荒謬地強調只有城鎮青年下鄉插隊才可以被看作是幹革命。”＇　遼寧電臺廣播，1978年11月19日，刊於FBIS，1978年11月27日。＇

很長時間沒有發表有關下鄉運動總體性的文章以後，《中國青年報》終於刊登了一篇有關該題材的文章，內容也包含對運動的這類批判＇　《中國青年報》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該報“評論員”對運動的歷史作了一番梳理，將1950年代以來開展運動的必要性僅僅歸結為城鎮就業形勢所迫。根據他的分析，文化革命前的下鄉運動並“沒有產生什麼大的問題”，但是如何對後期作出評價，就比較困難了。一方面，必須承認知青作出的犧牲與貢獻的正面價值，“他們分擔了林彪、“四人幫”給我們國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難”。另一方面，不得隱瞞由運動引起的“嚴重問題”：“大多數知青”無法生活自給，在婚姻、住房、醫療以及學習上遇到的種種困難，這種情況使那些年輕人變得消極，甚至失望，也導致群眾極度不滿。此外，少數幹部腐敗墮落，利用運動“大發知青財”，侵吞知青安置費，仗著手中有權可以決定調動就強制要求紅包及其它好處，助長了“走後門”的惡劣習氣，敗壞了社會風氣，腐蝕了一部分青年。“總之，林彪、“四人幫”對經濟、教育、作風等方面的破壞及其惡果，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問題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為了提出另一項下鄉政策，“評論員”竭力數說強迫全體知青下鄉插隊一輩子是違反馬克思主義，也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對一個青年來說，重要的是為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工作，就是說獻身於四個現代化。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個知青無論調到工廠、學校還是部隊，他也不是四人幫說的“半截子革命”。甚至都沒有必要讓城鎮青年都到農村去作短期鍛鍊＇　“評論員”作出這樣的肯定，是引用了毛本人在1957年的一篇講話中的一句：“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40。＇。既然“與工農相結合”不是絕對需要下鄉，那麼為縮小“三大差別”，四人幫所搞的城鄉勞動力大調換也未必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不可或缺。馬克思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方法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提高整個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把農民招進城當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鄉下去，事實證明那不是個解決辦法，因為“他們干擾下的上山下鄉搞了那麼多年，三大差別不是一點也沒有縮小嗎？”。

有了這樣的對四人幫式的下鄉運動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經濟制度施行改革以後，“上山下鄉的人數就必將愈來愈少，以至最後不搞現在這樣的上山下鄉”。不過，作者強調：“這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還應該繼續下鄉，但是他們的條件會有所改善。同時也會更加擴大升學和留城就業的可能性。

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經開了3周多的全國會議期間發表的，中央電臺在當天就對外廣播了其中幾段很長的段落＇　見北京電臺廣播，1978年11月23日，刊於FBIS；1978年11月28日。＇，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軒然大波，他們覺得是報章第一次說出他們的“心裡話”，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還張貼大字報表達同樣的意見＇　顧洪章等，《始末》，頁163。＇。同樣的，雲南一個農場的上海知青致電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調查組去處理問題，為他們“平反昭雪”。他們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幫”把他們騙了，給“弄”到雲南，到了農場幾年以來，“四人幫”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負他們並進行政治的迫害＇　同上，頁164。＇。

那篇文章反覆強調知青遭受的苦難，又把上山下鄉運動和“四人幫”的陰謀聯絡在一起，這無疑是在多處地方開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實，對中央級領導與知青辦公室的負責人來說，這篇文章像是晴天霹靂，始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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