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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卡迪希亞廣場，四座按薩達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亞”之劍。裝備精良的共和國衛隊警衛著這座廣場，看上去他們對即將爆發的戰爭充滿必勝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綠白相間的售票廳冷冷清清，因為外國人已幾乎走光，往日雲集於此的外國記者如鳥獸散。住在拉希德飯店的外國記者僅剩三四十人，而且正在討論去留問題。共同社只留下資深的中東首席記者近藤一人，###記者據說已到開羅。瑞典電視臺的記者正倉皇離去，連我打招呼都顧不上回答。

6。　臨近攤牌的巴格達（3）

我們在一家商店遇見一位伊拉克畫家，他早年曾留學義大利，現在妻兒還在義大利。他自稱是最早在義大利獲獎的伊拉克留學生，現在薩達姆城還收藏著他的畫。他得意地將他用的中國鋼筆給我看，筆帽上畫了一匹徐悲鴻的奔馬。我抓過筆，隨手也畫了一匹馬，他很驚奇。李大偉逗他：“這種畫每個中國人都能畫。”說話間，《巴黎競賽畫報》的攝影師勃魯諾闖了進來。我問他這幾天的工作方便否，他說除非薩達姆先生和他有什麼交情。

中國使館僅留下以鄭達庸大使為首的五個人，其餘的工作人員已分批撤出。留守人員在中國大使館樓頂上，畫了一面大五星紅旗，面積佔滿一個樓頂，冀以免遭轟炸。我和首席記者老朱作為“留守人員”處理“後事”。老朱用老虎鉗剪斷了三臺新電傳機的電纜，又剪斷了另外幾臺暫時不用的老電傳機的電纜線。我則將這幾臺電傳機、打孔機、英、阿文打字機搬下樓，裝進一輛“考斯特”車。又將一些別的物品分放在“賓士”和“豐田”後備箱裡，老朱開“賓士”，我開“豐田”，運了兩趟。我的脊背疼極了，重東西我搬，首席管細軟。凌晨4點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機之類，半小時內完活兒。我又去叫醒房東，將防化服、食品等送給她。房東老太太問道：“You誰l　leave　really？（你們真的要走嗎）”說著嗚嗚哭了起來。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將撤走的同志送到機場。幾名修女正與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別，她們計劃飛往梵蒂岡。機場安檢沒收了英文記者李大偉的手錶，“因為懷疑是爆炸物”。李大偉指著我說：“這個戴眼鏡的大個兒是拉馬丹（伊拉克副總統）的朋友，他的武裝帶都是拉馬丹送的。”我就勢撩起上衣，露出地攤上買來的有飛鷹搭扣的共和國衛隊軍用腰帶。李大偉見士兵不信，忙著開啟手提行李，摸出一張拉馬丹敬軍禮的10寸傳真片。這張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會開幕升國旗時，我鑽到拉馬丹前面用200毫米鏡頭拍的，彷彿是拉馬丹朝我敬軍禮。值勤士兵接過照片細細一看，頓時傻了，轉過身來“啪”的一個立正。

黑雲壓城，拍攝、衝曬、放大、傳真之餘，我開始採寫文字新聞。戰爭狀態下，我越來越感到僅靠圖片已無法勝任大戰在即的特殊要求。隨著巴格達走向戰爭深淵，日益淪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我的狗屎文章裹挾著照片登上了國內外報刊的版面。連當時很少用新華社通稿的《北京晚報》也在1991年1月15日頭版刊登了我的《臨近攤牌的巴格達》。事後，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創始人辛少瑛問我在通訊阻絕的巴格達是怎麼把稿子發出來的，我說這有賴於我一流的漢語拼音。

進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國際通訊全部中斷，由於沒有了電話，以往新華社向外界發稿的傳真機無法工作。此時，唯一能與外界交流的僅有大使館的無線電臺。可惜電臺僅能發密電碼，這讓平素以文傳發稿的新華社記者束手無策。就在我如熱鍋上螞蟻般四處亂撞之際，鄭大使把我招進了官邸。他問我是否可以用漢語拼音寫文章並用打字機編碼打孔。我說我的漢語拼音至少在新華社中東地區名列第一，至於打字、編碼、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聽罷說：“小子，從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館電臺幫你發一篇稿子。不過報務員只管發打完孔、編好碼的紙帶。每天下午5點前把你的紙帶給我拿來。”於是從此，我每天把所見所聞都縮編成一厘米寬的紙帶，幾十米長卷成一卷，輸進使館的發報機，透過高揚的無線天線變成電波，發往世界。萬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後，再將其還原成一厘米寬的紙帶，火速送往北京新華社總社，交譯電室將漢語拼音翻譯成漢字，再編髮給各家報紙。這一招兒是任何記者都沒有的，戰時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鳴而驚天下，我的老學長、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功不可沒。

可好景不常。新華社中東分社社長把電話打進巴格達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儘量和聲悅色地解釋我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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