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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也被剖棺戮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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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比誰活得更久(5)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倖存者,奇蹟似的活了下來。
他與戴名世,一為同鄉,二為密友,三曾為其《南山集》作序。案發後,他被株連入獄,拷掠刑訊,不堪折磨,初定斬監候,後經營救,免死出獄。也許他脖子上永遠橫著這把劊子手沒有砍掉頭的刀,啟用著他的生命慾望,不但活到康熙駕崩,活到雍正駕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間,七十五歲告老還鄉,八十一歲壽終正寢。
所以,任何一場較量的雙方,誰先死,誰後死,頗為關鍵。弱者死在強者的前面,強者說了算,便死無出頭之日。但是,強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審判中,作為絕對弱者的文人,說不定倒有可能終於得到大出一口氣的勝利。
統治者深深懂得這一點,當文人為其砧上肉的時候,別指望他那拿著刀子的手會軟。從宏觀角度看,中國文人也有其了不起處,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強;文字獄搞得愈頻密,文人的創作成就,學術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壽文人,無一不是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鹹同,直到清末,文字獄案件相對減少,文人的日子相對要稍為好過一些,但是,高壽者反不若那時之多,稱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時之眾。
這實在是一個頗為費解的悖論。
不知有識者,能否撥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陳子龍之死(1)
錢穆在《國史大綱》裡,論述明末遺民之志節:“清人入關,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帶。他們反抗異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們反抗異族的意識,則極普遍而深刻。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其內裡常包有極深厚的文化意義。”
翻開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危殆相繼,災難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滅,更不知有多少次淪亡,但每一次,都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賴以不墮,華夏得以常存。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民族的薪火相傳的“文化意義”。
而維繫這個“文化意義”的中國文人,則是支撐著中國人的精神中堅。
一艘密閉得不透一絲光亮的夜航船,從蘇州滸墅關的塘河碼頭悄莫聲地起錨了。岸上的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被兵勇們摒退得遠遠地,連駐足多看一眼,都屬禁止之列。
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順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國大地發生了明清兩朝的“鼎革”變化,這條俗稱塘河的古運河,即使在夜色朦朧中,也應該是桅檣林立,舷歌相聞,燈火逶迤,熙來攘往的黃金通道。這條與長江平行的內河,東至滬淞,南下杭州,西達金陵,北上京都,應該是一條相當熱鬧,相當繁忙的交通乾渠。
但是,改朝換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風之掃落葉,想不到長江以南的官兵百姓,歸順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進受阻,佔領不易。尤其“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薙髮令“,遭到強烈的抵制,寧可頭顱斷,也不易衣冠。於是,異族統治者的鎮壓,也達到了殘暴瘋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江陰滅城,都是史冊上用鮮血留下來的記憶。
由於這個原因,本來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統治下三年有餘,沿河的蘇、錫、常、潤諸州,這些頂尖級的城市,元氣迄未恢復,市廛蕭條,商旅萎縮,房舍敗燹,滿目瘡痍。因此,除了星點的漁火,寂寞的塘河裡,只有這艘形跡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著,將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兒,弄了個七扭八歪。
說實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義軍外,並無太多的人予以關注。
由於防範意外,這條武裝的官船,艙裡艙外,籠罩著異常警懼的氣氛。無論艄公、縴夫、官員、兵丁,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應有點暖意才是,可船艙一角,那盞忽明忽暗的燈籠,那炷搖搖晃晃的燭光,照著一位“豹目蜷發,雙目上視” 的要犯,一臉寒霜,兩道劍眉,目光中透出來的陰冷,令人不寒而慄。
據清/陳其元《庸閒齋筆記》的記述,他生的這雙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書》的說法,凡生有這種帶著殺氣的眼睛,其結局,倘不是被人殺死,就是他在殺別人時死。雖然此人最後是縱身跳水,自沉塘河,但橫死凶死的命運、似乎這雙眼睛早就預兆了。
因此,“盼刀眼”打量著誰,注視著誰的時候,說真格的,令人生畏。因此,手鐐腳銬,坐臥不便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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