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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誰在準備一些標語牌，以便在攝像機前舉起呢？看上去，在埃納耶特卡里姆的宅子裡沒人知道這些事。我認為自己應該採取行動。

我去商店買來一摞摞的彩紙、顏料和刷子，馬上開始做花彩飾物，我在吉大港大學上學時早就學會幹這活兒了。

沙姆蘇爾巴里（Shamsul　Bari）趕到了。他在芝加哥大學教孟加拉文。我們在達卡上大學時只是點頭之交，解放戰爭使我們親密起來，在整個戰爭期間，我們攜手並肩工作。

到了晚間，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埃納耶特卡里姆家裡。一些人為他們在孟加拉的親人們擔憂，另一些人想得到有關達卡局勢的更多訊息，並想了解需要去做的事情。整整一夜，人們分析局勢並確定了第二天的策略：首先，向所有的使館和政府首腦發出一份呼籲書，其次，在國會山組織舉行示威。卡里姆太太像對待她最親密的朋友那樣招待我們，端給我們熱氣騰騰的食物，她不時地咒罵著巴基斯坦軍隊，或是背誦泰戈爾的詩篇。

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29　日的早晨，我被吵嚷聲驚醒了，匆忙穿上衣服下樓跑到前廳。那個小房間裡擠著五六個人，一個瘦骨嶙峋長著連鬢鬍子的矮小男人正在大聲訓教卡里姆。

那個瘦小的男人舉止非常無禮，不斷責罵卡里姆和大使館的其他官員為叛徒。房間裡的其他人佩戴著印有醒目的“孟加拉”字母的徽章。

這些客人是從哈佛與波士頓的其他學術機構開車來參加國會山遊行的，當他們發現孟加拉大使館的官員們決定不參加遊行時，勃然大怒。那個瘦小的男人不吝任何粗鄙的語言來攻擊卡里姆。他名叫莫希丁阿拉姆吉爾（Mohiuddin　Alamgir），剛剛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後來成了我的密友。我試圖為招待我的主人辯護，解釋說：大使館的官員們與美國國務院的高官保持聯絡，從而能夠得到真實情況的通報，保住我們在政府中的高官位置是個好策略，這樣，巴基斯坦就不能任意行使其政府權力來對付東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民了。

阿拉姆吉爾不同意我的意見，說這只不過是那些不想參加解放事業、只想保住自己舒適生活的膽小鬼們的“甜言蜜語”。這一會面以僵持不下而告結束，直到　8　月　4　日，巴基斯坦駐美大使館的孟加拉外交官員們才終於宣佈脫離巴基斯坦，加入孟加拉的逃亡政府。

那天下午，我們聚集在美國國會的臺階上舉行示威。孟加拉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來自華盛頓、紐約和底特律的人最多。我十分驚奇地看到，有那麼多底特律的工廠工人都來自孟加拉的錫爾赫特地區（Sylhet　District）。

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要做什麼，要去什麼地方。沒有得到官方的集會遊行許可之前我們無法開始。當沙姆蘇爾巴里帶著必需的許可終於趕到時，我們還在那兒費神琢磨如何把自己組織起來呢。我扯開喉嚨喊叫著：“這是我們的頭兒，大家在他後面排起隊來，開始咱們的示威遊行吧！”

居然神奇地奏效了。在國會山的臺階上示威可是一件大事，我們受到了美國立法者們的關注。國會的助手們聽取了關於局勢和我們的要求的簡報。新聞媒體尤其活躍，攝像機追蹤報道集會的情形，並在現場進行採訪。

那天晚上，我們都聚在大使館的另一名官員經濟參贊　A。M。A。毛希思（A。M。A。Muhith）先生的家中，就孟加拉人在美國各種活動的協調和孟加拉裔外交官應立即轉變立場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那天清早伊始的大喊大叫，又在這個大聚會中更加激烈地重複著——孟加拉人的外交官為什麼不立即脫離巴基斯坦使館？我們在晚餐後離去了，心裡已經明白，我們必須找到一種途徑來協調所有在美國的孟加拉人的活動，並且確信，那些孟加拉人外交官不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領導作用了。我也開始懷疑外交官們是否還應該繼續和巴基斯坦人待在一起了。

3　月　30　日，沙姆蘇爾巴里和我負責去拜訪所有的大使館，會見各國大使或他們的代表，闡釋我們的事業，要求各國承認孟加拉為一個獨立國家。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經歷。我們在一天之內拜訪了許多大使館，每個大使館接待我們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許多共同的問題：你們代表什麼人？你們有一個基於美國的組織嗎？如果你們沒有一個政府的話，我們又怎麼能“承認”你們的國家呢？有外國政府在支援你們嗎？你們的外交官在美國持什麼立場？他們支援你們嗎？他們打算什麼時候公開站出來？想要獨立為孟加拉國的人究竟佔“東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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