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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我初次聽到這個名字是19８６年５月，當時西南師大美術系的一個學生王洪志告訴我周倫佑邀請他加入非非。“非非，這是什麼意思……”我在想，我想到周倫佑，一個有綜合才能和有抱負的文人，一個不知疲倦的激昂的演說家，他就是非非主編，內心裝滿支配性裡必多（Libido）的抒情權勢。我在１９８５年見過他，他當時正在全國進行漫遊和演講，他來到西南師範大學接近尾聲的浪漫的一站。在一個月夜，在一間燈火通明的階梯教室，黑壓壓的學生抬起蒼白、焦渴的臉朝向一個很有經驗的雄渾的聲音，他正講到“象徵”或“超現實”。一個熱血洶湧的抒情戰士現在駕駛著非非的夢船起航了。這行動（卓有成效的集體行動）本身就滿含激烈的抒情力量。儘管他們在詩歌中有意反對抒情，但卻從反面走向了抒情，正如艾略特所說：“向上的道路就是向下的道路。”一極必達另一極。

我和楊黎的交談一直與詩無關。我對他談到了毛澤東，他後來也津津樂道於毛澤東及他的一句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條座右銘是一個啟示：它啟示了一種楊黎式簡潔、樸實、“還原”的話語，他是否決定了在毛文體的基礎上繼續從事語言革命。他後來告訴李亞偉：文化革命曾帶來一個口語徹底書面化的時代。廢除古文以來，中國一直沒有出現成熟的現代漢語文字。魯迅的語言不是完全的現代漢語，沈從文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澤東選集》才形成真正的現代漢語，這堪稱現代漢語的一個里程碑，毛文體統一了新社會的口徑、約定了口氣和表達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來極為方便，報紙、電影和講話、甚至戀愛都採用這種語法和修辭。

是的，中國的長城在當時正有效地阻擋著西方資產階級的話語入侵，而如今城門一開，人們就爭先恐後要丟掉“毛澤東語言”這個傳統（其實丟掉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延安整風運動，政治學習形成了一個極好的毛話語普及模式。毛澤東依靠這個有效的模式在４９年以後透過報紙（最好的手段）、雜誌、政治學習（這最厲害的形式），思想總結，建立了一整套更完美的學習制度。我們在這個學習制度日復一日的訓導下，從小就自然而然培養了毛話語的思維習慣。而早年奔赴延安的青年俊才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個人現代性話語進入毛話語體系，心甘情願脫胎換骨，這的確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或許是“毛文體有一個優勢——他的話語從根本上是一種現代話語——一種和西方話語有密切關係，卻被深刻地中國化了的中國現代性話語。”李陀：《丁玲不簡單——毛體制下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複雜角色》，《今天》，１９９３年第３期。或許是某種天意的力量而非毛話語本身。誰說得清呢？據說愛走偏鋒的法國怪才福科晚年也被毛話語所吸引。但毛主席也許意識到，為了轉變意識形態必須改變語言和寫作，語言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的一個最基本的因素。正如毛澤東很早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說過：“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這就是毛澤東的力量之所在，他倡導的簡潔文體有一種樸實的權勢（一種現代文字的快樂？），這種語言權勢猶如一股道德威力的確深入人心，詩歌界的葉文福不是就以這種道德權勢進行現實主義的漫罵嗎？駱耕野不是也以這種道德權勢寫《不滿》嗎？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偏離——擺脫權勢的基本程式（“今天”做了一次可貴的偏離，但又墮入另一種“今天”式的話語權勢），而偏離在一般情況下卻是相當困難的。我有一位研究音樂學的朋友付顯舟（與我同年），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研究生，他有一次對我說：“很奇怪，我一寫文章很自然地就是毛文體所規定的那一套話語；我老想偏離但做不到，毛文體用起來就是得心應手；我甚至嘗試西方現代批評話語或五四時期的話語，但文章就寫不動了，語言也不靈了，還出現詞不達意的情況。我明顯感到毛文體話語的強大。”他自嘆恐怕這一輩子只能在毛話語體系下生活、工作、寫作。我同樣也感到偏離的困難。寫詩碰巧能作出有效偏離，但一寫文章就有種文字恐懼症，對所謂時代語言害怕、對中國傳統語言害怕、也對車爾尼雪夫式、黑格爾式、別林斯基式、列寧式（許多人在背離毛文體時採用這類文體）害怕。言說如此困難，我將如何開口，我感到一種與我相隔離的話語權勢高高在上，我處在它無形的監獄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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