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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納的第三部小說，不論後未作為《薩托里斯》還是作為《墳墓裡的旗幟》出版，都不無瑕疵；但在他的寫作生涯中佔極其重要的地位。有兩大原因：第一，它標誌著福克納已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具有無比獨創性的作家，這是以前任何一部作品所未見；第二，這裡已露他所說的“偽”的端倪，書中所蘊含的苗子和所宣告的偉大，將是他今後的方向。此外，顛沛的出書過程改變了作家的一生。《墳墓裡的旗幟》如果一帆風順地出版，福克納可能回頭續寫《亞伯拉罕神父》，也可能就此不會有《喧譁與騷動》。

《喧譁與騷動》明確地證實了《墳墓裡的旗幟》含蓄地提示的東西：那就是，困擾福克納的力量不僅有外界的、社會的，還有內心的、心理的。《亞伯拉罕神父》以之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和人口的錯位，也出現在《墳墓裡的旗幟》中，主要在幾個斯諾普斯家的人身上。不過，《旗幟》主要寫禁止的慾望和行為、男人排擠男人、佔有不準染指的女人等問題。《亞伯拉罕神父》和《墳墓裡的旗幟》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有懦弱無能的父親和自強不息的子孫。儘管書名不同，斯諾普斯家族的故事都是從子孫寫起，特別是長子弗萊姆。《旗幟》以曾祖父、曾姑婆、祖父和兒子為主，父母一代幾乎不提。另一條線講霍拉斯·本博對妹妹娜西莎的暗戀。

《墳墓裡的旗幟》取材於本家族本地區。福克納回憶老上校的強暴和光輝，創造了命運不濟的薩托里斯世家。約翰·薩托里斯上校的生與死中有幾個重要插曲—

—特別是他在戰爭中的表現、修造鐵路、死的方式以及墓頭高聳的紀念碑——影射老上校的生與死。小說的發展過程中還有老巴亞爾，一個火氣不小、威風凜凜的人物，終日沉緬於其父的遺物中；頗像福克納的祖父在“大宅”中給他看祖宗的遺物。

老巴亞爾頗像小上校，常同姑媽和友人、僕人講老上校的故事。福克納家族愛講老上校的驚險生平，這一傳統被直接用進小說，提供了許多穿插性素材。福克納既依賴家人融回憶和發揮於一爐的習慣做法，又對它將信將疑，這一點也直接寫進小說，特別是借珍妮·薩托里斯·杜普雷姑姑之口，敘述老上校的兄弟（第一個巴亞爾）

之死：“這個故事她講過許多遍……內容隨著她的年紀一起增長……最後把兩個莽撞而放蕩的少年的愚蠢玩笑發展成一場俠義的悲劇”。和他筆下的人物一樣，福克納在創作源泉的湧流中找到自由。他以前讀的詩歌都是書面的，因而固定不變。他以前聽的故事都是口頭傳說的，而且不止一種說法，因此允許而且歡迎發揮。

《墳墓裡的旗幟》除了薩托里斯一家外，還有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中的其他社會因素，只缺印第安人。薩托里斯家的黑人奴僕中有可笑的、有倔強的、有精明能幹的、有篤信宗教的。巴亞爾在聖誕節去探訪的那家黑人，依靠堅毅的意志和虔誠的信仰度過巨大不幸。另一家麥卡倫則是福克納深深讚賞的勤懇、獨立而謙卑的自耕農。《亞伯拉罕神父》中有幾個人物，包括斯諾普斯家的成員和V。K。蘇拉特，出現在《墳墓裡的旗幟》中。自耕農出身的蘇拉特雖不再依靠土地為生，仍保持穩重的品質。懶散佃農出身的斯諾普斯家代表沒有道德、不分是非的野心。

《墳墓裡的旗幟》和《亞伯拉罕神父》一樣，有濃郁的鄉土氣息。中心城鎮傑弗遜、附近的村莊河流、一條鐵路，總之，約克那帕塔法的特徵一應俱全。福克納描述的世界在許多方面是傳統社會，是有事大家知道、出事大家承擔的村落社會，是敘事式社會。通篇貫串了福克納對“生他、養他的這片土地的沉思的愛”、“他喜歡那裡的氣候”。小說取四季的推移為時間框架，故事始於1919 年春，終於1920

年春末夏初。濃郁的大自然氣息給人的感覺，比社會或文明更加古老；它有福克納特別讚賞的幾種美德：獨立、堅毅、勇氣和紀律。由於他刻畫的世界在許多方面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四季嬗變的節奏和人的活動互為因果，因而小說的結構毫無突兀之處。

《墳墓裡的旗幟》雖然與《亞伯拉罕神父》有共同的人物、場景和手法，但仍有若干不同，特別重要的是：《旗幟》不僅有濃郁的地方色彩，還有強烈的時代感。

開卷即見老巴亞爾和一個朋友坐在薩托里斯銀行裡，談論老巴亞爾的父親、那位上校。由於鬆掉時間的束縛，上校在房間裡的存在比兩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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