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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估計假期可以延長到6 個月,因此覺得不僅“擺脫了好萊塢”,而且能擺佈好萊塢。“我可以在好萊塢工作6 個月,在家住6 個月。現在已經習慣了,把電影編劇鎖在另一個房間裡。”1 月,他重新拿起《寓言》,同蘭登韋屋談妥“預支二三千元錢,大約3 月中要”。信中對出版商說,他“寫作經歷的大部分時間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詩人,只憑本能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價值和真實性有強烈的信仰和信心,對修辭有無比的勇氣(承認有此癖好)。對其他東西則所知甚少,也不想知道。”現在,他“寫了又重寫,斟酌每個字的分量”。這一變化意味著“需要更長時間創作此書”,為此他心煩意亂。但是,他認為這是新的成熟的標誌;他說“我終於長大了。”事實上,這部新作顯露出另一種性質的鉅變,原來是潛意識的或者說次要的東西,如今都變成有意識的。他在寫給馬爾科姆·考利的信中稱,“自己素來寫人物而不寫思想”,即使在結構最複雜的試驗性作品中也是如此。
他認為考利關於《押沙龍,押沙龍!》的意見說得對,“我首先在講一個我認為不錯的故事。我認為昆丁在《押沙龍,押沙龍!》中可以講得比我好,但我接受並感激你所作的補充,儘管我在寫作時並未有意識地顧到這些。”反過來,他在《寓言》中步步為營地照顧到思想及其象徵意義。
幾年後,完成《寓言》前不久,福克納稱舍伍德·安德森的事業——整個一生——為一個可疑的夢,夢中的安德森把自己想象成“跋涉在鄉間小路上,牽著一匹馬,想拿它來換個宿夜的地方,不只是為了一張床,而是想睡個好覺”,猶如一則故事或寓言。福克納解釋安德森的夢說,這匹馬是安德森從來不能完全接受的世界——“他出生的美國”,安德森的一生是幽默、忍耐和謙卑,更多是想用忍耐和謙卑地奉獻的世界,取代那不能接受的世界,為了他“自己以純潔、高尚、堅韌不拔地工作而求得成就的夢。《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鎮》和《雞蛋的勝利》就是這個夢的代表和象徵”。
福克納解釋安德森的夢的這個寓言有幾點很有意思,其中之一便是;有助於瞭解福克納詩歌的慘淡經營的風格。但是,福克納描寫安德森“精益求精”,同他自己在創作《寓言》時的做法相似。福克納說:“安德森寫作時慘淡經營、不厭其煩……彷彿對自己說,‘無論如何,它將是、它必須是無瑕可擊的’;彷彿他創作不是為了那銷魂蝕骨的、令人失眠的、無法滿足的對榮譽的渴求……而是為了什麼更迫切更重要的東西,甚至不是僅僅為了求真,而是為了求純、求精。”福克納當初從詩歌轉寫小說時,相信心裡想說的就是有價值的,並且已經蘊含了形式。如今在寫《寓言》時,他斟酌每一個字的分量,彷彿認為只要“保持風格的純淨完整”就夠了。因此,他心目中的新的成熟同他的寫詩實踐十分相似。他再度致力於極度的純潔性和意識的普遍性。這些品質與詩歌已不相容,更何況小說。
最大的一個後果是:福克納似乎同時在兩種樣式中工作,卻未解決先後問題和方向問題。在他的小說中,現實和幻想交融,不僅有反覆出現的場景,也有反覆出現的主題;有具體周密的細節,也有不可能、甚至今人難以置信的事件。但即使是最抽象的小說,如《卡爾卡索納》,也是以索回不去的形象而不是以重大題材開始。
他的最偉大傑作以令人難忘的形象(凱蒂爬樹,塞特潘敲大廈的門)、和觸目驚心的人物(凱蒂、康普生,託瑪斯·塞特潘)
開始,他在這些人物和場景中等待時,發現了導致探索、產生意義的情節。
但是,這部新作的條件——把無名英雄的傳奇和耶穌受難的故事結合成“一則寓言,也許是對戰爭的譴責”——截然不同,顛倒了他創作虛構小說的過程,似乎企圖化偽為真。他又一次發現自己不僅追求風格的完美,還力求寫道德問題;不僅追求純淨,還要有預言的性質。
寫作不僅緩慢,而且不得要領,極盡推敲琢磨之能事:“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初稿。它可能是我的史詩……原有近10 萬字,重寫時壓縮到1 萬5 千字左右。”
寫作過程如此雕琢,結果必然成為對自己和事業的反思。反思和寫作一樣費時、一樣痛苦,永遠得不到完全的結論,對於自己的成就和正在做的事的價值沒有把握,只覺得自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而時光在流逝。
他既怕“草草寫作,又怕回鹽礦去受罪。”他在希望內外轉圈子,終於明白“不得不在6 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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