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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路易·普萊斯頓（Lew·Preston）的提議是個好主意。如果可以的話，你願意來當世界銀行的秘書長嗎？”

當J·D·沃爾芬森在他的12樓行長辦公室突然向我慎重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跟世界銀行――這個全球最大的發展金融機構已經打了十三年的交道。

儘管那年，我才只有38歲。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時的中國正在搞“大躍進”，我的父母都在一家國營廣播器材廠工作，父親是車間主任，母親是財務科長，他們每天都忙著“鬧革命”，我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紹興柯橋鄉下的奶奶家，那是一個獨門小院，樓下是廚房，樓上是睡房，我記得奶奶家的門口有一條很長的河，陽光下，河水閃著粼粼波光，不遠處有一座小橋，是浙江典型的石板拱橋，對岸是滿眼的稻田。印象中，除了冬季之外，人們總是在那裡忙著。

我的童年是在江南水鄉中渡過的。上小學的時候，我又回到上海。記憶中，我從很小就開始打理自己的生活。姐姐比我大一歲半，我們在同一個學校裡，相互照顧。讓我父母放心的是，從小學到中學，我和姐姐的成績一直都不錯，我還是是班上的學習委員。這期間，我和同輩人一樣目睹和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扭曲和狂躁，學校教育也極不正常，父母沒有更多的時間照顧我們，就這樣我這個懵懵懂懂的少年從紅小兵、紅衛兵、共青團一天天長大，我甚至認為生活從來就應該是這樣的，中學畢業時，學校考了五門功課，分別是語文、數學、政治、體育和英語，我居然全部得了滿分！有一天，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對我說，“章晟曼，市裡決定從中學生中直接選拔一批學生上大學，我們學校選了你，你被保送進復旦大學了。”年少的我，聽到這個訊息簡直懵了，當我醒過神來，興奮地把這個訊息告訴父母時，全家人都喜出望外，想不到這個意外的機會後來竟然成為我人生的轉折點。

在政治氣氛十分濃烈的1974年，中學畢業生幾乎全部要下鄉插隊當知青或進工廠當工人。而我則幸運的被送進了大學的殿堂。幾年之後，我才知道，那一年國家想要加快培養一批外交人才，於是決定從上海的應屆畢業生中特招200人，保送進復旦等幾所高校進行專門培養。因為我成績不錯、出身也好，便被選中成為了其中的幸運兒。於是，當同學們戴著大紅花、敲鑼打鼓，集體下鄉插隊時，我則帶著一床被子進了復旦大學的校門。

當年的復旦，入校的絕大多數是工農兵大學生，我們這群乳臭未乾的中學生則顯得很突兀。為了讓我們做到“又紅又專”，學校把課堂搬到了崇明島上的“復旦崇明幹校”，我們在那裡一邊種地一邊讀書。或許也是歪打正著，當時復旦最好的教授中有不少都被髮配到了崇明“幹校”，接受再教育。我們這些學生的到來讓他們好好地過了一回“教授癮”，我們成了他們唯一可以教輔的弟子，三年裡我們在崇明到受到了比城市裡更系統的專業教育。

除了上課學習，我們還學作農民。插秧、養豬、放牛，這些城裡少年不可想象的農活，我都一一做過。記得我還做過班上的炊事班長，清晨起來給全班的老師同學燒飯吃。下午，去地裡放牛。那時，我有一本小小的英漢字典，當牛在遠處吃草的時候，我就坐在樹蔭底下背單詞，一天啃十幾個，幾十個，回到宿舍就與同班同學比誰的新單詞多。那時候，年少記憶力好，幾年下來肚子裡竟已經裝進了七、八千個英文單詞，這為我日後閱讀外文書籍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年少無憂放牛娃，橫笛向天不回家”，少年時經歷的辛酸苦辣，日後回憶起來竟有著青草般的甘甜。在崇明島過了三年放牛背單詞的日子後，我們又回到復旦大學本部學習了一年。這期間，中國的政治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去世了，極左的“四人幫”被趕下政治舞臺，務實開放的鄧小平掌握了中國這艘東方大船的掌舵權，國家的航向開始轉變，經濟復甦、開啟國門成為新的發展主軸。1978年，也是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宣佈“科學的春天到來了。”高教部恢復了正常的高校入學考試。中國領導人頻繁出訪歐美、日本等國家，對外交流迅速增加，“讓中國認識世界”和“讓世界瞭解中國”成為同等重要的兩個命題。

這年三月，全國科學大會結束後不久，國家教委決定在北京、上海、南京和西安設點招考“文革”後的第一批留學生。學校鼓勵大家去報名，也不知是遲鈍還是無知，我總覺得這事和我沒什麼關係，所以一直沒有去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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