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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鄧小平在一個要害的地方採取了行動，這就是終止使用“階級鬥爭為綱”的說法，以使全體中國人一心一意搞經濟。他極巧妙地把在“真理標準”爭論中所獲得的戰果引進經濟領域，說必須堅決地修改和糾正那些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錯誤政策。這就是鄧小平所謂“工作重點轉移”的關鍵所在。他的主旨為黨中央所接受，並且發表在後來的會議公報裡。

今天回過頭來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全部檔案，就會想到鄧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但是，老實說，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真正聽到過從鄧小平嘴裡說出的這句話。這話之所以赫赫有名，可能還是由於“文革”中間它曾經是鄧小平的一個罪狀。後來的史學家在說到這件事的時候，只能證明鄧小平此言大體出於六十年代初期，卻無法指明鄧究竟是在什麼時間以及什麼地點講過。十年以後，一本非常流行的書即以“白貓、黑貓”題名，作者賈魯生說這是全世界最為著名的格言，但他仍然沒有說明它的由來。倒是一個名叫巴拉奇？代內什的匈牙利記者研究鄧小平多年之後，作出他自己的猜測。他說此話本是出自鄧的家鄉四川省的農家俗諺。“在那裡，齧齒動物總是損害莊稼”，他寫道，“因此那裡的人們常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另外一位研究者卻試圖證明，第一次將此論用於表述共產黨之大政方針的人，並非鄧小平，而是劉伯承。但是，儘管有這些節外生枝，我們仍然相信鄧小平具有這種思想並且在相當高階的場合裡講過這句話。否則，當鄧小平因為這句話受到這麼多的貶斥和磨難時，他不會不加申辯。這一點直到九十年代才由薄一波加以證實。據薄一波的回憶，鄧小平在1961年6月下旬的一次會議上說“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並且說這話是安徽人所說。但是在1962年7月7日，鄧小平再一次重申這話的時候，又表示這是一句四川話，曾為劉伯承津津樂道。（參見鄧小平：《怎樣恢復農業生產》，《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頁。）從這以後，再也沒有人聽到過鄧小平在任何公開的場合重提“貓論”，但他的整個八十年代的改革部署，分明充滿了“貓”的精神。

一步一回頭（4）

話說回來，鄧小平的“貓論”也不是與生俱來的。事實上，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熱情一度並不亞於毛澤東。他本人也從未想過要為自己掩蓋。比如1980年他承認自己是反右積極分子，並且說：“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他還勸告人們不要把大躍進的失敗全部推諉於毛澤東。他的話聽起來至為勇敢真誠：“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頁。）很明顯，鄧小平並不想做一個一貫正確的領袖，他信奉的是沒有人會一輩子不犯錯誤。這恰恰是他的過人之處。不過，鄧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質乃是他的求實精神。有一段時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聲勢頗大，北京的街頭卻流傳起鄧小平的一句話，說是“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記住了四個字：實事求是”。這話傳得有一點走了樣，其實，鄧說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

今天來看，鄧小平的這個思想來自他對1958年失誤的痛楚，他的“貓論”也是由此才產生出來的。一些內部報告提供了公社社員捱餓甚至死亡的訊息，這令總書記至為震驚。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農村，在那裡親眼看到農民的悲慘情形。於是他堅信自己錯了，黨的方針也錯了。似乎就是從這時起，他對意識形態的爭鬥失去了興趣，他徹底地變成了一個務實的人。他說“我們必須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現在一切都取決於生產更多的糧食，只要產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許個體的主動性”。緊接著下面的一句話，就是那句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時大約是1961年3月。

鄧小平為這句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卻始終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仍未改變。22日，毛澤東的“六十條”在經過修改之後，由全體中央委員舉手透過。不過，“新六十條”依然只是“試行草案”，而且日後也從未成為正式的文字。它無聲無息地跑了出來，很快便被人遺忘。十年以後，官方的史料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之《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在回憶這一段歷史的時候，甚至已經完全不再提起它。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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