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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人們大都把毛鄧的這一段糾葛視為一個重大事件，指責毛澤東在這件事上處置不當，最終導致了農村合作化程序不合時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們都忽視了一件事情，令毛澤東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面徹底改變初衷，竟是因為他本人身體力行了自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訓誡。他依據常理，以為既是目睹耳聞就一定掌握了事實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屬下以及地方的官員，也會用種種虛情偽事欺君媚俗。在當代中國歷史中，這是用虛假事實欺下瞞上，致使黨的方針誤入歧途的首次記錄。欺下瞞上真偽不辨的先例一開，日後還要層出不窮，而我們的制度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對此加以遏制。

毛澤東一回到北京，即召鄧子恢於中南海頤年堂相見。他對自己所謂深入實際的調查結果深信不疑，對鄧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動發出嚴厲警告。換了另外一個人，這時候定會頷首接受，至少也要將自己的意見收拾起來韜光養晦。可是鄧子恢為人剛烈，不肯妥協。他堅持在1955年剩下的時間裡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萬個合作社，而不是毛澤東所期望的六十五萬個。這一年的整個夏季，為了“少三十萬”還是“多三十萬”這件事情，他與毛澤東爭吵不休。他堅持黨的最初設想，說用十五年的時間來實現合作化已經不錯。而毛澤東此時認定，“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的高潮就要到來”，所以對於鄧的想法“要用大炮轟”。言語衝突之中，鄧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說道，“連滾帶爬地前進，就會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澤東這時發現不能再用討論的辦法說服他的這位農業助手，於是決定行使他的權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區黨的書記們集合在一起，將他與鄧子恢的爭端公諸於眾。他反唇相譏，說鄧子恢“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鄧子恢試圖作最後掙扎。他爭辯說合作社的發展必須符合客觀條件能夠允許的程度，比如規模大小，幹部強弱。可是毛澤東已經失去了與他討論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訓這位一味追究客觀條件的下屬，給合作化設定了“數不清的清規和戒律”。迫於此種情勢，鄧唯有屈服一途。大約兩個月後，毛澤東在全體中央委員的會議上，宣佈他與鄧之間發生的是“一場很大的辯論”。鄧的方針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方針”。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員，包括鄧子恢本人，現在全部站在毛澤東的一邊，義正辭嚴地歷數鄧的錯誤。

照過去方針辦（3）

在這一場悲劇性的衝突中，沒有人是勝利者。鄧子恢固然落敗，從此成了眾矢之的，其“小腳女人”的名聲也遍於全國，在經歷了無數折辱之後默默死去。所有在當初抱有和鄧同樣傾向的高階官員，諸如副總理兼計委主任李富春、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農業部長廖魯言，均紛紛檢討自己的保守。這件事情還牽涉到黨的副主席劉少奇。因為鄧的“收縮方針”曾經取得他的批准。僅僅這一點也就足夠使他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承認“沒有認真地研究這時出現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運動”。毛澤東達到了目的，但是他卻開創了用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批判來打擊不同意見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後，薄一波還能想起這次批判，說這是導致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加速進行的“轉折點”。若將後來發生的事情全部考慮在內，也可以認為，毛澤東正是從這時候起，開始了他失誤的歷程。

當然毛澤東並不會這樣認為。在這一年剩下的幾個月裡，他處處顯示著勝利者的信心。到了年末，已經有六千萬農戶進入了合作社。在毛澤東看來，這就等於是社會主義大海的怒濤正在咆哮而來。他情不自禁地寫道：

1955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的一年。這一決戰，是首先經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會議表現出來的。1955年上半年那樣的鳥煙瘴氣，陰霾滿天。1955年下半年卻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萬戶的農民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作化……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這樣。這一年過去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當然還有許多戰鬥在後頭，還要努力作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29頁。）

現在，政治的局面已經徹底地轉為有利的情勢，反對派不再置喙，輿論迅速地倒向這一邊，合作化高潮也就真的再度興起。鄉下每三家農戶中便有兩家成為合作社成員，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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