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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做作文，作文題目為《今天的午飯》。學生的作文交上來以後，錢穆選擇一篇寫得好的抄在黑板上。這篇作文結尾是這樣寫的：“今天的午飯，吃紅燒肉，味道很好，可惜鹹了些。”透過這篇作文，錢穆告訴學生，說話、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餘地，就像這篇作文的最後一句：“可惜鹹了些。”

抗戰勝利後，北大覆校。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復員和北遷事宜。但錢穆卻沒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請。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早年作為考據名家，被傅斯年視為史料考證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來問學，保持著不錯的關係。但是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判。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覆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

錢穆到達香港後，即創辦新亞書院（今並於香港中文大學），收留戰亂流離的學生。錢穆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救國的抱負，他坦言：“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臺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1952年，18歲的李敖初次拜訪錢穆。錢穆對李敖態度誠懇，循循善誘，慰勉有加；對於自己不知道的東西，錢穆還虛心向李敖求教。日後，錢穆和李敖書信來往多年，錢穆曾在信中殷殷規勸：“昨奉來書，知君努力學問，與日俱進，著能持之以恆，繼續不懈，將來必有成就，可喜可賀。”“學問之事，首貴有恆心，其次則防驕氣，小有所成，志得意滿，中道而止，雖有脫秀之質，犯此二病，終不能有遠到之望，唯立志高遠，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學伊始，故特以此相勉。”又說：“當知學問與德性實為一事，學問之造詣，必以德性之修養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養為限度，苟忽於德性，則學問終難深入，此層務盼注意。”錢穆去世後，李敖回憶說：“信中對一個18歲的青年如此鼓勵，固因我的好學引起他的注意，也實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

李敖初時對錢穆甚是佩服，但此後，因錢對蔣的態度，李敖對錢發起了猛烈攻擊。但李敖卻始終記得錢穆對他的殷殷教誨。錢穆去世後，他回憶說：“在錢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宮博物院’，遠遠地望見了他，他已老態龍鍾、步履維艱。我沒有趨前問候，但心裡一直感念他，畢竟在我少年時代，他曾經被我心儀，曾經熱心指導過我、幫助過我，這種老輩風範的人物，對於‘現代史’的來說，真是‘上古史’了……”

錢穆曾先後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課和講演。在耶魯大學講課結束時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義大利，最後回到香港。

錢穆完成《朱子新學案》以後，應張其昀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學大學）歷史系教授，每週兩小時，學生到他家聽課。又應蔣復璁之約，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院為錢闢一研究室，錢在此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並撰寫專論。錢穆居雙溪時，曾先後兩次去日本、韓國訪問，又數度去香港作講演。

1977年，錢穆83歲，冬天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時新亞書院創設錢穆講座，金耀基院長懇請他作首次主講人。錢先生的講演題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1986年，錢穆92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告別杏壇，最後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風華】

錢穆講課很受學生歡迎，他所擔任的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國通史等，從來都是兩個小時連起來講，中間不休息，他講課的地點從來都在二院大講堂，而且從來都是座無虛席。

朱海濤先生《北大與北大人》中描寫錢穆：一付金屬細邊眼鏡，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藹，使人想到“溫文”兩個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長衫，這風度無限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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