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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裡，我第一次睡在熱乎乎的土炕上，感到又新奇又舒適，經過幾天旅途的顛波，我們全家都已十分疲憊，很快便進入夢鄉。半夜時分，我被一股怪味嗆醒，睜眼看時，只見屋內濃煙滾滾，炕上的棉被燃起的火苗足有一尺多高，父親和母親正在手忙腳亂地端水滅火。直到天亮，全家人再也沒有閤眼。

北方的土炕首先給了母親一個下馬威。

接下來的歲月裡，母親開始一點點領教到了北方老家的苦處。

母親從未在北方生活過，因此對北方的嚴寒氣候極不適應。在南方的時候，從未見過大雪，從未見過棉花，從未穿過棉衣棉褲。回到北方老家之後，幾乎每年冬天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一進臘月便會大病一場，躺在炕上幾個月起不來，每天還要請醫生到家來輸葡萄糖。到了夏季，依舊是渾身冷的出奇，三伏天還要穿棉衣。語言不通直接影響交流，母親講普通話，北方人聽不懂，當地人講山東話母親更是不知所云。吃得也不習慣。南方人一日三餐都是大米，北方人常吃的饃頭窩頭根本咽不下去。後來縣糧食局破例為母親在糧本上每月加了五斤大米，算是特殊照顧。初來時水土也不服，母親額頭上莫名其妙長了一個銅錢大的黑包，疼痛難忍，訪遍名醫，既找不出病因，更無人能夠治癒，後來有一個老中醫說，此乃水土水不服所致，沒有特效療法，什麼時候適應了當地水土，就會自然消失。從此，母親便不再理它，十多年後，果然慢慢不治而愈，只是讓母親無端忍受了多年的皮肉之苦。

個人身體不適倒也可以忍耐，最使人瞠目的是父親農村老家數不清地親戚蝗蟲般的輪番進攻。

我們剛回到老家，便遇上我二大爺查出鼻竇癌，而且一經查出已到晚期。如果我們家還在南方，聽到這個訊息，頂多寄來幾百元錢，對於那個年代的農村來說，200元錢無疑已經是一個大的驚人的天文數字。可我們家恰巧在這個時候回來了，而得病的二大爺又恰巧是與父親一奶同胞的親骨肉，這就不是幾百元錢可以解決的問題了。望著父親心急如焚的樣子，母親二話沒說，拿出了家裡的所有積蓄5000元錢，讓父親趕快帶我二大爺到濟南去治病。錢很快就打了水漂，我二大爺二個月後去世了。

其實父親和母親都清楚得很，二大爺的病根本沒有治癒的希望。母親說：“但我不能讓你父親留下遺憾。”

說起來父親和母親在部隊時一直是全軍屈指可數的富戶之一。雖然有不少首長工資比父親多，但他們的愛人大都是沒有收入的家屬。而父親、母親頗高的雙工資足以超過了軍長、政委的收入。父親在部隊時工資從不交給母親，基本上是在戰友中間實行共產主義，誰家有了困難，就給誰一點，那時物價低，我母親的工資除了養家餬口，按月給爺爺寄錢，仍然可以略有結餘。直到父親離休後，工資才開始交給母親保管，因此很快就有了一定積蓄。如果不是回到老家老家見到了諸多窮親戚，我們家完全應該是一個能夠在物質生活方面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小康家庭。

我後來問母親是否真的是拿出了所有積蓄給我二大爺治病，母親說，就差提前支取你父親的工資了。

我算服了母親，一夜之間，我們家從殷實的有產階級變成了貧窮的無產階級。

但母親的這一壯舉很快為她在農村老家贏得了極高的聲譽。老鄉們奔走相告，都說父親帶回來的南方媳婦不愛財，心眼好，瞧得起鄉下人。

我們家開始象趕大集一樣熱鬧起來。

上世紀70年代，我幾乎每天放學回來都能看到老家來的客人，少者三五個，多則十幾個，最多的一次同時來過26個。我老家離縣城有四五十里路，坑坑窪窪不好走，在那個交通不便的時候，這段路程已不算太近，但我的親戚們從不怕遠，也不怕累，他們充分發揚了紅軍不怕遠征難的精神，或騎著腳踏車，或趕著小驢車，或步行，執著地每隔半月就興高采烈、浩浩蕩蕩來一次，嘴裡說是想父親了，但我心裡知道，那時候農村實在太窮，鄉親們實際上就是為了來飽吃一頓白麵饃饃。

每次來了親戚，父親就不厭其煩地給我介紹，這位是誰，那位是誰，有的親戚轉了七八個彎聽著就象繞口令，根本記不住。如果看到我們兄弟幾個臉上露出不耐煩的神色，父親就會立碼板起面孔對我們進行階級感情教育。

父親這種強烈的戀鄉情緒對我們兄弟四個潛移默化地產生了奇妙的傳承效應。直到今天，在老家工作的二哥和四弟仍然和老家的親戚保持著密切的來往，並且是有求必應。

那天來了2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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