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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曹雪芹】

歷史題材創作近年來相當火熱，卻一度聚焦於皇室衝突、后妃矛盾及宮廷鬥爭，而對代表中華民族的精英們反而有所忽略。這應當說是前一段時間文藝創作的一大偏向。從先秦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屈原，直到清代的蒲松齡、吳敬梓、曹雪芹、龔自珍、王國維等，他們這些人物可都是鑄造了我們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大寫的人”啊！可在當今的小說、電影、電視、戲劇中很難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的追求和他們的貢獻，這不能不說是時下文壇藝苑的一大遺憾。

還好，已經有了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著手補偏救弊。徐淦生先生寫了厚實的一部《悲情曹雪芹》。當然，具體到曹雪芹，因為其家族的原因，不得不捲入宮廷紛爭，那是無法迴避的。但徐淦生先生沒有更多地去渲染這些，而是將這些當做鑄造曹雪芹人格和才華的環境和氛圍，較好地把握了處理的分寸。

在英才與磨難之間是否有必然聯絡；到了今天這似乎也成了一個問題。據說比爾·蓋茨等就沒經歷過什麼磨難，照樣成為叱吒風雲的人物。我這方面沒研究，沒有發言權。但我想，自古以來能成就一番事業的，無不經受了諸多的磨難。比爾·蓋茨等如果真像人們說的那樣，估計也是歷史的特例，我也願意這樣的特例在新世紀成為常例。可惜，到現在這個階段，不論中外，我們看到的卻是：只有經由磨難，才能使人更加透徹地理解人性的種種表現，更加切膚地理解社會的運轉和變遷，並一定要不被磨平了、磨圓了，方可能脫穎而出。至少在知識界、文化界、藝術界可以這麼說。

而且，最好還是青少年時期的磨難，才更容易鑄就堅毅的性格，培養遠大的理想。現代偉大的魯迅先生便是如此。而當年的曹雪芹比起魯迅先生來就更有的說，曹家起初更富庶，但後來跌落得更徹底，成了罪臣子弟。敗落那時他才十三歲，就漸漸地領略了人間疾苦和世態炎涼。父叔罹難，親友背叛，家人失散，作為個人能遭遇到的苦難他幾乎全遇到了。但他沒有沉淪，而是執起了筆，最終基本完成了前無古人、後也難有來者的鉅著。

偉大的文藝作品從來不只是作者身世的重現，尤其像《紅樓夢》這樣博大精深的鉅作，絕不能單純看做是曹雪芹及其家族生活的描摹。索隱派、考據派試圖從《紅樓夢》中去探尋微言大義，又都從曹雪芹的家世和經歷中尋找蛛絲馬跡，自然是霧裡看花，水中撈月。但作品與作者的家世和經歷之間的確存在著密切的聯絡，只要我們不要那麼機械、那麼刻板，我們還是可以將作品與作者的家世和經歷進行互證的。而且，就是作者的虛構和想象，不論多麼超逸，也仍可從作者的直接經歷、間接經驗中找到其依據和根基。所以古代人講究“知人論世”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對曹雪芹的家世、經歷及清初的歷史狀況愈瞭解，我們對《紅樓夢》的理解才能愈深入。

徐淦生先生在創作中遵循了“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歷史題材創作規律，在尊重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了其想象力。小說相當真實地描繪了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他所處的環境，他所交往的人們。書中對幾位女子的塑造尤其成功。卿卿、玉瑩、紫雨、墨雲、嫣梅等都栩栩如生，她們中的幾位慘死也讓我們痛心疾首。男性中，十三齡的仗義、丁漢臣的忠誠與曹桑格的奸詐、陳輔仁的卑鄙等等，也都躍然紙上。這些我們差不多都可以從《紅樓夢》中找到他們的影子，所以說史實與小說有時是可以互證的。

但有些地方交待過多，還是沒有完全把握好歷史資料與藝術想象之間的辯證關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如何將枯燥的史料化為生動的形象，的確是一大難題。

更高地要求，如果能透過曹府及李家這兩個封建家庭的興衰，寫出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質和必然衰亡的趨勢就更好。《紅樓夢》之所以偉大，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點。事實上曹家及李家（令人想到榮寧二府）中發生的一幕幕，也提供了很好的創作基礎。書中涉及的翠萍與她的表弟安懷遠被三太太迫害致死，如果不從個人恩怨著眼，是完全可以深掘其深厚的社會歷史意蘊的。我們不能要求徐淦生先生達到曹雪芹的水準，曹雪芹畢竟只有一位，但若以曹雪芹及其《紅樓夢》為敘述物件，那遠遠地望其項背還是應當的。

儘管有一些思想上、藝術上的不足，但《悲情曹雪芹》還稱得上是一部比較成功的作品。而且作用注意顧及到當代的審美趣味和藝術時尚，因而我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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