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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屠殺中國軍民五千餘人，中國政府派交涉員蔡公時等十七名外交官前往濟南與日軍交涉，結果蔡被日軍割掉耳朵和鼻子，幾天後蔡與十六名外交官慘遭日軍殺害。”

陳光虞唸到這裡，岡村按照蔣介石等人“要表示痛心”的吩咐，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又向臺上臺下各鞠一躬。他抹著眼淚說：

“我有罪，我有罪！雖然攻打濟南由大倉指揮，在那裡實行大屠殺和割掉蔡公時先生的耳鼻是他的主張，但我應該勸阻。可是，我沒有這樣做。有罪，我有罪！”

他連捶兩下胸脯，把罪責完全推到大倉利通身上。

石美瑜一擊驚堂木：“等起訴宣讀完了你再說！”

“我一心只想到自己的罪行，竟忘記了法庭的規矩，敬請原諒！”他向石美瑜鞠一躬。

陳光虞繼續念道：“民國二十一（一九三二）年，被告作為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加侵佔上海的戰爭，使四千多個無辜市民死手非命，翌年五月，被告與中國代表熊斌簽訂了《塘沽協定》，使日軍進一步控制了華北。被告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為偽滿洲國的所謂獨立出謀劃策，又一次破壞中國的統一。”

關於岡村在華北、華中地區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起訴書一字不提。

陳光虞最後說：“被告率部駐華北期間，以及後來任駐華派遣軍總司令期間，多次發動侵佔中國領土的戰爭，使中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石美瑜說：“下面由辯護人江一平律師為被告辨護。”

“庭長先生！不用辯護人為我辨護。”岡村顯得很沉痛，“起訴書說的全是事實，我一概承認。我深深感到對不起中國人民！”

他又哭起來：“不論法庭怎樣對我量刑，我都甘領甘受！即使判我死刑，我也是死有餘辜！”

歷時四十分鐘的公審，誰也沒有直呼岡村寧茨的名字，頗有點禮貌相待。石美瑜宣佈被告退庭後，岡村哭哭啼啼離開法庭。

當天晚上，岡村懷著複雜的心情，給在日本大東亞省任課長的長子岡村忠正寫信：

“今天，我第一次受審，開始不免有些緊張，但聽完檢察官念的起訴書之後，緊張的心情就消失了。按起訴書的陳述，無論如何定不了我的罪。不過，我還是按照中國政府有關領袖的叮囑，在法庭上顯得十分沉痛，居然三次流了淚，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淚是怎麼流出來的。但我注意到了，我的眼淚並沒有打動多少與會者的心。關於我的問題，最大的矛盾是中國最高當局與老百姓的看法不一致。然而，我相信，只要中國的現政權不被共產黨所取代，我就有生還故土的希望。遺憾的是，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內戰，國軍累戰累敗。因此，我仍然憂心忡忡。”

正因為如此，當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下野時，岡村如喪考妣似的痛哭了一場，而且傷心得一連兩天只吃下兩個饅頭。何應欽知道後，派秘書王順民去監獄安慰他。王順民對岡村說：

“何部長說，蔣總統名義上引退，但中國的實權還掌握在他手裡，請岡村先生放心。本來，政府早就想宣佈先生無罪回國，但考慮國際法庭對一批定為甲級戰犯的人尚未作出最後的判決，讓先生回國十分不利，所以仍讓你暫時留在中國。”

“依王先生判斷，我什麼時候能夠回國？”岡村問。

王順民說：“估計快了。”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後，解放軍兵臨長江，嚴重威脅著南京。一月二十日晚上，代理總統李宗仁與剛回到老家溪口的蔣介石通了電話，決定國民政府遷往廣州。第二天，何應欽偕同曹士澂飛抵溪口，為在押戰犯的處理向蔣介石請示。

曹士澂向蔣介石報告說：“我們從東京引渡的乙、丙級戰犯和自己逮捕的戰犯五千二百五十六人，已被判處死刑的一百四十五人，病死監獄的四十七人，被判無期徒刑的一百四十九人。業經調查不能定罪的四千九百一十五人，已陸續釋放了三千二百五十一人，還有一千六百六十四人，外加岡村寧茨。”

“我們來見總統，就是請示這些戰犯如何處理，岡村先生是否可以在最近宣佈無罪釋放。”何應欽說。

蔣介石煞有介事地說：“我已經引退回家當老百姓了，唵，不要叫我總統。”

“不！”何應欽顯得很深情，“你現在是、將來仍然是黨國唯一的領袖！那就允許我叫領袖吧。”

“你們向德鄰（李宗仁）兄請示過沒有，唵？”蔣介石問。

何應欽說：“請示過。是他吩咐我們來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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