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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醞釀的一個大課題是詩集《綠枝》，他仍把自己看作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歌在英國遇識者而成名，因此，斯通希望福克納也能在歐洲贏得承認。《兩面派》上的評論和詩歌比密西西比大學發表的那些來，進步不大，散文隨筆卻令人刮目。在象徵主義運動的徹底衝擊下，他一直在尋找藉以捕捉意識之微妙的種種隱喻模式；寫詩時期的成功不大，寫散文開始了一個飛躍的時期。

寫完一組11 篇印象主義的獨白《新奧爾良》並發表在《兩面派》上以後，開始為《時代小報》寫一組長而複雜的隨筆。兩組隨筆都試用新的題材、結構和人物（後來運用得更加複雜細膩），倒像是開始第二次學藝。先前寫詩作文是讀書的最後階段，現在他寫散文和隨筆，也是為了這一目的。他肆無忌憚地見到需要的拿來就用。從1924 年10 月《兩面派》刊載的朱利烏斯·弗蘭德頌揚康拉德的文章中襲用了“永恆的真理”一語；從約翰·麥克盧爾評《大理石牧神》的文章中擷取了崇高的失敗的意思；後來又從人家評《軍餉》的文章中，接受了虛構小說乃“想象、觀察與經驗的綜合”的思想。這些思想和其他借用的思想，他一再應用，直到完全化為自己的思想。在他當時寫的隨筆中反覆出現幾個人的印跡，至少有一個人、約瑟夫·康拉德的影響比比皆是，似乎福克納在重讀康拉德。康拉德的“印象主義”

手法顯然是那時新奧爾良“熱烈討論的題目”。福克納常把時間顛來倒去、喜歡賣關子、偏愛講精神或性格失敗的故事，其中顯而易見康拉德的影響。不久，他學康拉德的樣，運用印象主義的技巧，把傳奇劇般的情節用入嚴肅小說。有些隨筆集中渲染反覆觀察或偵察等行動；有些則透過一個抱有同情但保持超然、置身事件發生的近處卻和讀者一樣感到不解的說書人或旁觀者。在這些置身事外的手法中，他找到了日後使他能夠採用恐怖或荒誕、傷感或胡鬧的情節而不捲入、不表態的技巧。

在許多隨筆中，福克納關心文體。雖然他的文筆基本上用口語體，但是他用傳統的修詞手法而取得更大的共鳴，用方言而使文筆更豐富多彩。《碼頭工人》是這一類試驗中最有意思的。一個黑人口中的方言製造濃厚的宗教氣氛，為採用傳統的詞藻進行鋪墊。“自人給我穿衣裳穿鞋子，但並不能使石子路喜歡我的腳。這些城市不是我的；這片黑暗卻是我的，裡面有我的同胞吐入的年深月久的熱情、恐懼和憂愁。”說到這裡，突然語不成聲，收到希冀的效果；因為它把心靈的深邃睿見和需要，同傳統的遣詞造句兩相結合，表示同感。方言的採用固屬偶然、公然，修詞的採用卻是既有個性、又有共性。福克納越寫越熟練地兼收幷蓄、進退自如。但他堅持、甚至果斷地融雅俗於一爐，《八月之光》的第一章便是明證。

2　月底，福克納決定回牛津住幾天，看看埃斯特爾，同菲爾·斯通談談自己的打算。他重又想去歐洲，可是又回到新奧爾良，住在威廉·斯普拉林家的一間客房裡，開始兩項新規劃：同舍伍德·安德森交朋友；寫一部小說，叫作《軍餉》。安德森和福克納都忙於筆耕，但兩人還是經常見面，有時在下午，有時在晚上。安德森比較健談，年紀比福克納大一倍，名氣也大，自然當起導師來，福克納成為被保護人。福克納回憶道：“我們一起散步，他說我聽。”晚上，“我們一起喝著酒，坐到一二點鐘，依舊是他說我聽。”兩人都喜歡畫畫寫作，都愛吹牛皮。安德森從這番交往中有三大收穫：一則故事，後來寫成《會見南方》；許多快樂的時光；和一個創傷。福克納的得益要大得多：第一部小說得以出版，全賴安德森的幫助；各式各樣的忠告；據以創作《蚊群》中的一個人物的材料；最重要的是，一個有用的學習榜樣。

出於吹牛的同好，兩人合作創造了艾爾·賈克森；先是半馬半鱷、變成半羊半人、最後變成鯊魚般的東西，專門捕食在水裡游泳的肥胖的金髮女郎。

經過這次短短的合作，安德森得出一個清晰的印象，警告福克納道：“你才氣太大，寫起來太不費力氣，這樣寫、那樣寫，變化太多。一不小心，會什麼也寫不出來。”比安德森的勸告更重要的是他提供的榜樣。安德森個子不高，因此對福克納沒有體魄上的威勢。作為作家，他的成就已夠令人欽佩，但也有瑕疵，不致讓人望而生畏；憑此二者便足以成為福克納的最佳導師。

福克福由衷贊慕安德森的《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鎮》和另外一些故事，包括《我是傻瓜》。但也看出安德森創作的侷限性，特別是“笨手笨腳地精益求精”。

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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