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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徐淑要在四言詩的中部加個“兮”字使之成為五言詩的原因。到了這一步，四言詩的主導地位被五言詩取代就成為無可避免的結局；而五言詩的最輝煌的成就倒是在取得主導地位後經過眾多作家的努力才逐步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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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後漢書》特設一《獨行傳》，那是《史記》、《議書》都沒有的，這說明東漢時特立獨行之士已非極個別的存在，也正透露了其中的訊息。收入《獨行傳》的人雖不免有矯偽竊名的，但也確有不少不顧譭譽禍福、自行其是的。例如李充，他曾在大庭廣眾之間對當時很有權勢的大將軍鄧騭“激刺面抑”，事後有人對他說，他的這種做法“不由中和”，“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他回答說：“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

總之，在四言詩向五言演進的過程中，審美意識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審美意識的變化又跟人性的發展緊密聯絡在一起。

另一方面，文學形式的演進當然離不開文學觀念的進展，而這種進展歸根結蒂又離不開人性的發展。在我國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進步史上，有三個階段是關鍵性的：魏晉南朝、元明和五四時期（包括其以前的若干年頭）。今即以魏晉南朝階段的形式演進為例。

先秦是我國文學的自發時期。當時的文學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作者在感情上受到某種觸發或震動，需要傾瀉；另一類是實用性的，如祭祀祖先要用樂歌，於是就寫一首出來。像後世的那種文學的觀念當時根本沒有產生，當然也根本無從對文學是什麼之類的問題加以思考了。

漢代是我國文學從自發到自覺的過渡時期。當時雖還沒有後世那種文學的觀念，但卻已把詩、賦作為一個門類，並把《詩經》作為這個門類的楷模。《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評《離騷》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同書評司馬相如的賦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以《詩經》為標準來評判辭賦，可見他已把它們視為同一門類。但其評價卻純是道德的評價，這又說明他對文學本身的特徵只是一種模糊的感覺（如連這樣的感覺也沒有，就不至視詩賦為同類），卻還沒有較明晰的認識。其實，司馬相如賦中的那些“虛辭濫說”倒是體現了文學特徵的；作品結尾處用來“引之節儉”的話，卻跟作品的基本傾向相矛盾，不能構成有機整體，就文學的本身特徵來說，卻是不符的。至於司馬相如，他致力於這些“虛辭濫說”，是有意識地發揮想象力以造成某種能夠打動人的境界，這已跟文藝的特徵有相通之處，但他又認為這種具有吸引力的境界可以憑作品結尾處的冷冰冰的話而徹底打破，使讀者從讚賞變為鄙棄，這又說明他對文學的特徵和文學的力量的認識還存在許多不符實際之處。所以，無論是司馬相如還是司馬遷，在這問題上的認識都只是文學從自發向自覺過渡時期的產物。這以後的很長時期中都沒有人在這方面超過他們；直到曹丕在《典論·論文》裡提出“詩賦欲麗”，陸機、蕭綱、蕭繹等進一步加以發展，這才在魏、晉、南朝形成了文學的自覺時代。

曹丕所說的“詩賦欲麗”顯然繼承了司馬遷等視詩、賦為同一門類的傳統，但司馬遷卻無“欲麗”的認識，反而批評司馬相如為“虛辭濫說”，揚雄進一步對“靡麗之賦”加以否定（參見《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曹丕的這一主張，一方面肯定了文學必須具有美感，在文學與非文學之間劃出了初步的界限（儘管文學不限於詩、賦，但在曹丕的時代，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其實只有詩賦，所以他以此為範圍是符合實際的）；另一方面他除“麗”以外沒有對詩、賦提出政治、倫理上的要求，第一次表現出將詩賦從政治，倫理的附庸地位解脫出來的傾向。當然，他在《典論·論文》裡也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話，似可理解為文章的內容必須與政治、倫理有關，因為這樣才能“經國”、“不朽”；但也可以理解為“經國之大業”和“不朽之盛事”是文章分別具有的兩種功能，有的文章屬於前者，有的屬於後者，並非每篇都必須兼具二者，而就詩賦來說，則只要做到“麗”就可以不朽了。從他自己的創作實踐來看，還是後一種理解較為妥當，因為他自己的作品沒有政治、倫理內容的也不少。

到了西晉，陸機在《文賦》裡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這是對曹丕理論的補充和發揮。第一，他把曹丕所說的籠統的“麗”，具體化為“綺靡”和“瀏亮”；“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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