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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在某種程度上他確實屬於偽君子之流，不是嗎？”尼克松說。

是的，科爾森說，並告訴總統當其他反戰者在華盛頓國會前露營示威時，克里正在喬治敦一個社會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個月，”科爾森嘲笑道，他並沒有提及克里獲得了三枚紫心勳章、一枚銀星勳章和一枚銅星勳章，也沒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戰就是在找個政治機會。”

“是的。”

“他回國的時候是個鷹派，等看到政治機會就立即變成了鴿派。”科爾森說。

“的確，”尼克松回應道，“無論如何，堅守立場。”他們的語氣中帶著幾分嘲諷。但是這秘密的對話記錄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對克里的態度是多麼重視。一天天過去了，根據磁帶和備忘錄中所記載的，尼克松的助手擔心克里是一個獨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者。如果那樣的話，他將會影響甚至逆轉公眾對戰爭的支援態度。

其他反戰老兵是政府很明顯的目標，他們蓄著長髮，展示越共的旗幟，甚至還經常叫囂要推翻美國政府。與之相反，克里是個乾淨整潔、談吐文雅、功勳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總統肯尼迪的克隆——他們都去海軍巡邏艇上服役併成了戰鬥英雄。

白宮惟恐克里是個不同於其他反戰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們對克里的擔心和阻撓遠遠比克里認識到的要嚴重得多。然而，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個輝煌的篇章，它幫助克里從一個年輕的鬥士變成了一位全國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從越南返回了美國，海軍給他安排了一個舒適、高薪的工作——在布魯克林給海軍上將沃爾特·F。施萊克當助手。這個戰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憤怒，對未來一片茫然。早在戰前，他就考慮復員後進入政府部門。但是當他回來以後，他並沒有像約翰·F。肯尼迪那個時代計程車兵一樣被當做英雄對待。

“我回來了，頭腦裡一直想著戰爭，對它既悲傷又憤怒，”克里說：“我似乎一直無法放鬆。人們見到我都問我：‘你怎麼了？你的眼睛似乎陷進了腦袋裡。’你心裡的緊張和身體上的創傷讓你不能輕鬆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在越南的美軍數量又創歷史新高——54�3萬名，33　400名美軍陣亡。反戰浪潮不斷高漲，但是克里此時仍舊是一個海軍軍官，對反戰運動抱著局外人的態度，直到後來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戰運動中來。佩蒂·克里一直在紐約的一個反戰機構中工作，這個機構一直在策劃一個多城市併發的罷工和平集會。1969年10月的一天，這個機構中的一位領袖亞當·瓦林斯基——曾是羅伯特·F。肯尼迪的演講撰稿人——說他需要一個飛行員和一架飛機，這樣他就可以在整個州發表反戰演講。他問同事們是否認識飛行員。

佩蒂·克里推薦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約翰·克里被委以任務——駕駛一架小型私人飛機送瓦林斯基去紐約。他沒有穿海軍制服，也沒有就任何事件講話，但是這些經歷讓他產生了一個迫切的願望——幫助領導反戰運動。

“他仍舊在海軍服役，仍然是那個海軍上將的助理。”瓦林斯基回憶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個在職軍人居然幫助我們反對越戰，我當時可能心裡想：‘哎喲，如果這個傢伙、這個嚴肅的海軍戰士願意幫助我飛來飛去發表反戰講話，我們完全可以策劃更多的反戰運動，吸引更多的人。’”

當時，一些越南老兵和他們的家庭也加入到這場剛剛發起的反戰運動中來。在11月，一次華盛頓的反戰遊行吸引了25萬名遊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羅茲，她是唐·德羅茲的遺孀，唐·德羅茲曾是掠行艇船長，在克里獲得銀星勳章的行動中，唐·德羅茲的船為克里提供了掩護。在克里離開越南的兩星期後，唐·德羅茲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離開了妻子和僅僅十個月大的女兒。23歲的朱迪·德羅茲領導了這次遊行，在這次遊行中，她在一條橫幅上畫了一口棺材，上面寫著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著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將遭受到我女兒將遭受到的。”她向群眾控訴戰爭的殘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萊克請求准許他提前辭職，這樣他就可以以反戰為背景來競選國會議員了。“我就對海軍上將說：‘我必須離開。我必須要做我回到這裡要做的事，那就是結束戰爭。’”克里回憶道。這個辭職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榮地辭職了，他說這離他服役期滿還有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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