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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

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援，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竟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鹹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並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辯，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專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鞏重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之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為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泥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國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來先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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