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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去觀摩別人的演出，晚上時常在富社露演以念做為主的劇目，如《審頭刺湯》、《天雷報》、《九更天》等。

20世紀20年代京城裡的戲班可謂“諸侯”林立，名家輩出，京班大戲開始步入鼎盛時期。梅（蘭芳）、餘（叔巖）、楊（小樓）謂之劇界“三大賢”。當時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名門望族自辦的堂會成為達官貴人之間重要的交際活動。在前清時期，堂會多在王公貴族的府第裡舉辦。像中堂、尚書這一級別的高階官員，一年當中也就辦一兩次堂會，以免招搖。可進入民國後，官吏之間互相攀比，腐敗之風甚囂塵上，有時一個普通的科長也要辦堂會。堂會價錢也從清末每場二三百元大洋，上漲到民國初年的一千元；1917年前後，每場堂會開銷高達五六千元；到1928年奉系軍閥張作霖逃離北京之前，堂會開銷一般要七千元大洋左右。

堂會的盛行和高額的出場費，給當紅藝人帶來了可觀的收入。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營業戲的戲份還是比較少的，當紅藝人的收入主要來自堂會，收入最多的當數“伶界大王”譚鑫培。有一次“老夫子”陳德霖給他送去四百大洋的報酬時，“譚貝勒”還說：“別要太多了，以後人家不敢請咱們了。”其時陳德霖已經另外付了三百大洋給他的家人，譚家人多開銷大，實收大洋七百元。譚故去後，“三大賢”的堂會收入普遍在每場六百至八百元。如果哪家的堂會沒有請這三位，這個堂會就不夠檔次，主人也就沒有了面子。可以說，“三大賢”在20世紀20年代，是京劇步入鼎盛時期經濟利益的最大受益者。當時一袋白麵（44斤裝）的售價為兩塊大洋，一個女傭的月薪三至五元。而繡一件京劇演出的“蟒袍”服裝要價卻高達幾十元。

第一章　學藝生涯（9）

這時的馬連良還只是一個初露頭角的青年演員，還沒有“掙大錢”的機會。為了給自己多置幾身行頭，每天還要節衣縮食地過日子。一天他散戲後回家，只見弟弟連貴正坐在大門的門檻上發愣，手託著下巴喃喃自語：“哥哥唉，您快回來吧。哥哥唉，就等您往家拿錢哪。”馬連良明白，家裡又揭不開鍋了。一邊拉起弟弟，一邊安慰地說：“兄弟別擔心，有哥哥我哪。”馬連良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他要負擔起這個家。

馬連良的勤奮好學是業界公認的，為了能觀摩到餘叔巖的戲，他有時下午就揣上兩個饅頭提前跑到戲園子一個角落“貓”起來，怕被人家發現說“捋葉子”，偷藝。行話有“寧舍十畝地，不捨一齣戲”之說。餘叔巖調嗓子時間多在午夜時分，為了向餘學習《珠簾案》，馬曾去餘宅的牆外，從夜裡兩點站到五點，聽他調這出戏。馬連良博採眾長，兼收幷蓄，在重點觀摩餘派劇目的基礎上，還觀看其他老生名家的劇目，如孫菊仙、葉慧寶、王鳳卿、譚小培、劉景然、王又宸、高慶奎等。他認為，要想有所成就，必須在前輩大家身上汲取營養，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同時還要避開他們的鋒芒，獨闢蹊徑，有所發展，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除了看戲，馬連良最愛去的地方就是位於大馬神廟的王瑤卿家。戲班裡的人都愛到王家請教，聽王發表藝術見解。當時梨園界對前輩王瑤卿有“通天教主”之美譽，青年演員多願意讓他指點迷津，王家儼然成了“京劇沙龍”。王曾傍老譚演劇多年，對其劇目頗有心得。後因嗓音不濟，演出漸少，逐步淡出，其間馬連良曾多次登門求教。論及馬連良之藝術走向，王先生認為，應該走賈洪林先生的路子，即唱、念、做並重的戲路。王先生認為，馬連良目前嗓子正在變聲期，演這種型別的戲既可保護嗓子，又能保障生計。

賈洪林是老譚的得意門生，與師父同在“同慶班”中，為老譚唱配角。有時老譚不願唱的戲，就由賈來代演，臺底下並無異議。賈后期因中氣不足，在唱上難以施展，於是將其創作的力量集中於念、做方面。經常得到滿堂彩，有“梨園鬼才”之稱。馬連良坐科時曾有幸與譚、賈二位老前輩同臺演出《硃砂痣》，賈在演到“病鬼”吳惠泉見到突然返家的妻子姜氏時，一邊演唱一邊做戲。當唱到“你是人你是鬼快說端詳”時，人往後退，丟柺杖，甩髯口，右手扶桌邊，左手向前“抖指”，渾身哆嗦，把劇中人當時驚悚、惶恐的心情以及體虛多病的精神狀態表現得淋漓盡致，如同活見鬼一般。這種高超的演技對幼小的馬連良產生了一種心靈上的震撼，從此在科裡以模仿賈洪林著稱，有“小賈洪林”之綽號，馬連良當時也確實視賈先生為自己藝術上的偶像。當時相片是稀罕之物，賈先生的劇照也不多，馬連良曾覓得民國初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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