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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結果使國民經濟遭到破壞。

通貨膨脹造成貨幣貶值，物價飛速上漲，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慶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資指數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學教師和一般職員的工資指數，則從1937年前後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數卻在飛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數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國民政府的上述政策，雖然對增加收入、解決戰時財政開支，起了某些臨時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財政收人才佔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時甚至不足一半。這就使大後方的經濟陷入極其嚴重的惡性迴圈之中。

在國家民族危亡的關頭，為了戰爭的勝利，實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實行某種統制，以應付非常時期經濟的需要，本來是必要的和有利於人民的。但由於官僚資產階級從其私利出發，把它當成難得的發財機遇，大飽私囊，這就使戰時經濟政策的積極方面受到極大損害，並使它最終成為損害人民利益、阻礙生產發展和破壞國民經濟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

首先，它使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中國官僚買辦資本家有了巨大的發展，財富更加集中。抗戰頭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存款數額約增加6倍，平均每年約佔全國銀行存款的80～90％。又據《中央銀行月報》公佈的數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時期外幣與黃金的儲蓄，1940年佔：％，1942年佔16％，1943年佔26％，1944年佔32％。1945年6月佔75％。外幣與黃金是被認為比較穩定的財富代表物，這些數字表明外幣與黃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這種不堪重負的沉重壓迫下，民族工業困難重重，大批停產、關閉和麵臨破產的威脅。據統計，抗戰時期大後方5266家工廠，其中民族工業4764家，在數量上佔90％以上，但其資本只佔全部資本總數的61％；而僅佔10％的“官辦”企業，竟佔到全部資本的39％。在官僚買辦企業統治市場、資源、運輸等條件下，經營分散、裝置落後、實力單薄的民族工業難以生存。

1943年重慶871家工廠中，停工、減產者即達270餘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營工廠大都瀕臨絕境。針對民營工業被官僚資本兼併侵吞的情況，有人感慨他說：“各遷川工廠可謂當年艱難辛苦而去，今日傾家蕩產而歸，尤以中小工業廠家受創最甚，實力抗戰時代的一頁傷心慘史。”＇《成都工商導報》，1946年7月25日。＇

再次，農業生產萎縮和農村經濟遭到破產。農業產量逐年下降。糧食總產量1938年為172175萬擔，到1941年，只有153656萬擔，減少了18500萬擔1941年以後，大後方的農業生產狀況雖然也時有起伏，但總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階級名目繁多的高額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貸剝削，水旱災荒，兵匪禍連，在這種沉重的負擔下，落後、貧困的農村經濟不能不日益破產。大批農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絕對貧困的死亡線上掙扎。瀕於破產的農民無力抗禦災荒。1944年，四川災民3000萬，鄂北200萬，陝西300萬。河南餓死300萬人，流亡他省300萬人，等待救濟的1500萬人。同年因災荒而請求減免田賦的有13個省區。

三、國民黨對進步文化的摧殘

抗戰初期，由於國共合作的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文化藝術戰線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相應建立，無數愛國知識分子，文化、教育和藝術工作者，踴躍地投身到抗戰實際鬥爭中去，推動了抗日初期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但是，武漢失守以後，國民黨隨著對抗戰轉向消極，對進步的抗戰文化也採取了控制的措施。特別是皖南事變後，更對文化界以政治手段來壓制和摧殘。主要是：

第一，加強文化專制。國民黨透過成立的文化運動委員會，從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強文化專制，向進步文化和進步作家發起進攻。

1943年11月，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透過《文化運動綱領》，鼓吹一個主義，鼓吹唯心主義的民生哲學。接著，制定一系列的反動法令，對進步文化作品進行壓制。1943年僅查禁書刊即達500餘種。

第二，迫害進步報刊。國民黨對進步報刊實行嚴格的審查，將所有宣傳革命的、進步的、抗日的內容進行刪改、扣壓、不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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