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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電西安注意林到西安後之活動，並派員隨車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動態與表現。

（2）到渝後，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憲兵擔任警衛，藉以監視其行動。

（3）發動與林過去有友誼關係之黨國元老與之往來，以感動之，設法使其表示願意脫離延安。

（4）派精通外語及有政治修養之幹部，充任對林招待，經常隨林出入。

（5）控制其與外人接近，其與外人談話，事先予以勸導，發言不得違背國家民族之立場，

（6）請其到中政校講話，摘予發表並予以評論。

（7）運用各黨派對我抱好感之人士與林談話，表示勸告中共放棄軍權政權以謀國家之統一。”＇《林祖涵來渝後我方應付對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甚至在公佈談判的訊息問題上，國民黨也費了一番苦心：“在商談已有不成之見端時”，應由國民黨中宣部向外公佈。“若《新華日報》披露談商不能成就時，扣留其訊息，而先由（國民黨）中宣部發布‘如中共以大局為重，此次談商必有適當之結論’之樂觀訊息，以混亂《新華日報》之報導。”＇《林祖涵來渝事件應付之要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由於國民黨沒有談判的誠意，所以當22日林伯渠將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的《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共二十條，交給張治中、王世傑後，他們認為所提條件太多，拒絕轉呈蔣介石。中共中央6月3日覆電林伯渠、董必武，決定將原提案的二十條改為十二條，小問題改為備忘錄。

中共十二條的主要內容是：

國民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

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抗日各黨派的合法地位；

中共軍隊應編為16個軍47個師，目前至少給5個軍16個師的番號；

中共軍隊的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

在物資上充分接濟八路軍和新四軍；

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地方政府，撤銷對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和經濟封鎖；

釋放各地的被捕人員等。＇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43頁。＇

上述各條合情合理合法，但仍遭拒絕。

6月5日，張治中、王世傑向林伯渠面交了國民黨《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這個《提示案》對於中共提出的有利於抗日和兩黨合作的要求一字未提，反而要借談判達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其主要內容：在軍事上，規定“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為4個軍10個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在根據地政權問題上，規定把陝甘寧邊區的名稱“定為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構稱為陝北行政公署”，實行中央法令，根本沒有提到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對中共的合法地位等問題也是隻字未提。＇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中共活動真相（4），臺北1985年版，第269～271頁。＇

這個提示案正如周恩來所揭露的那樣，“集中起來就是要我們做三件事：第一，十個師以外的隊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規定要十個師集中到哪裡就必須到哪裡。第三，敵後解放區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給流亡重慶的省政府接收。”＇《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頁。＇

這樣的條件，中共當然無法接受。6月11日，林伯渠寫信給張治中、王世傑，指出張、王拒絕中共提案，又不轉報國民黨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國民黨的提示案，阻礙了談判的進行。6月15日，張治中、王世傑覆信林伯渠，稱已將中共十二條意見轉呈國民黨中央，但解決辦法仍照國民黨提示案不能變動，談判遂成僵局。

國民黨為隱瞞國共談判的真相，把未達成協議的責任推到中共身上，於7月26日，由其中央宣傳部部長梁寒操出面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國共關係已有改進，並將繼續改進”，“政府的觀點和共產黨的觀點事實又無嚴重分歧”，“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是在於中共黨人一方面宣稱他們有意合作，但事實不然，他們所作的事情和他們的說話相反”，並宣稱國民黨中央“始終以最大誠懇，寬容與忍耐，謀談判之成功”＇《解放日報》，1944年8月13日。＇，等等。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來發表了《關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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