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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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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爸爸”,也有點像“管道的學問”,醍醐灌頂,突然間似乎明白了許多。

於是2001年開始搞“洪顧問”工作室。由此,我便是“蜘蛛”了。

想想20來留給自己的東西,看得見的東西只有一身的小毛病:什麼椎間盤問題、勞損問題、結石問題等。好在仍然年輕,還可以學習蜘蛛結網。

一段時間後,發現蜘蛛結網網蟲比青蛙現找現吃麻煩多了。

在蟲們稀少、分散、分佈不均勻的情況下,青蛙比較靈活,那裡蟲多往那裡跳。就是我們常見的“跳槽”。

20年打工生涯好像都在跳槽。先是當鄉幹部,每月元,工作飽和而辛苦,也常自得其樂,弄一點詩文書法、吹拉彈唱之類,坐在高出街道幾十米廟宇般威嚴的鄉政府辦公樓前的石凳上,看看賣苕藤、買化肥、送女相親、吆三喝四的芸芸眾生,不免飄飄然。

造化弄人,幹不長,4年剛到就只好遺憾的離開。

後來當記者。用我們鄉政府老幹部“何公事”的說法,單位出錢供你遊山玩水,造訪民風,感觸民情,機會多好。給同僚即將回家務農比起來,甚至給城裡那些拿了電大文憑尚不能如願當記者的同學比起來,的確運氣來了。

當記者每月工資47元錢,一個娃娃家也夠了,按說也沒有跳槽的理由,結果還是離開了。

到涼山,說是“逼上涼山”,可能是文人喜歡用現成的經典短語,實際上高興還來不及呢?

你在內江,雖然環境好一些,機會多一些,造化可能大一些,但只能等候繼續做臨時工啊,既然“泥飯碗”端起來懸吊吊的,到涼山吃商品糧,端“鐵飯碗”;不正是少年時期做雞生意時的夢想嗎?加上運氣不錯,遇到個好縣長、好主任,一展幾乎平生報負。有什麼理由離開呢?

跳槽為什麼?

也不管什麼原因,還是離開了。好不容易端了個“鐵飯碗”,即正式的縣級機關幹部,也似乎呆不下去,還是離開了。

既然喜歡私營企業的用人機制,追求平等自由競爭,那就好好的幹吧;連希望集團、迪康集團這麼好的單位,幹了那麼久,甚至那麼得志,還是離開了。離開為什麼?現在想來,這就是“青蛙”的悲哀了。

做“青蛙”20年,先是月底摸出兩毛錢都說是大票子,接著是出門找工作還讓父母去鄰居家借錢,到了30歲該結婚的時候,置辦不起傢俱,讓人家董主任操心,最後到了夢中的“希望”總該有錢了吧?

1994年春節,我從“希望”攜全家“衣錦還鄉”:從三姐家拿了臺舊彩電,月薪400元,半年存了1000元。我和母親、老婆、一歲的孩子登上了成都開往西昌的“站票火車”。可恨的是母親幫我揣的錢被小偷割包偷走。回到家裡一分錢沒有。同僚說:“老洪出去掙了大錢了?”,我只有苦笑。

1996年從上海回四川過年,原想兄弟們幫上海希望飼料公司賺了2000多萬,老闆該讓大家坐得起飛機噻。總經理王長青說:“你們中層幹部至少萬把塊錢要給噻”。沒曾想,坐火車都只能坐硬座。

有個兄弟夥畫了幅塗鴉式漫畫,說一位老闆提著一麻袋錢準備出工廠大門,有位兄弟說:“老闆,今年就是這樣子啊?”,老闆不好意思,從麻袋裡掏出幾萬塊錢:“兄弟夥,拿去喝茶!”

好在遇到比較耿直的迪康集團老闆,一見面就給我說:“老洪,你來不來迪康,我都幫你解決‘農轉非’”。這話讓人大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感慨。

“迪康”待人就是不一樣,工資是成都市同等企業最高的,月薪4800元,比“希望”這個中國“500強”翻了一番。配手機、租住房,最瀟灑的是“一個月報一次賬”,言下之意,兄弟們偶爾朋友之間消費也可報賬。用曾老闆的話說“兄弟們憑良心哈”。

很幸運,從“迪康”工作三年下來,存了20000多塊錢。當然所謂來不來迪康都給你解決“農轉非”,戲言耳。

在鳳凰衛視舉辦的招待會上,有幸與尊敬的“小平同志”之長女見面,當說起中央電視臺廣告競標“舉牌億元”者是位農民時,與席朋友都覺得很稀奇。

我給他們說:“我這個農民可是有大專文憑,進修過研究生的嘞,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談話思想,我們農民可是在七十年代就在私議啊”。

好在這時的中國人已經不信神,要不這話可犯忌諱呀。大家付之一笑。

不過,迪康曾老闆說了給我解決“農轉非”沒有辦到,我還是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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