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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頭，憑著〃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沉重起來了。

接著是國民革命，接著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爭，閒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並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沉重了，這中間不免要鬆一口氣，這一鬆，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著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裡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載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國作家》第１卷第１期）

論氣節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麼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裡。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絡著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裡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裡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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