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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因此黃翔沒有遵循布林迪厄關於“象徵資本”的獲得必須依靠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活動這一鐵律。從前所述，我們見到黃翔的激情若脫韁之野馬，四處狂奔，多頭而零亂，完全不像食指那樣埋首於詩歌這一點上。

除食指之外，白洋淀也是北京地下文學的一個重鎮，芒克、多多、北島等人都曾在那裡切磋詩藝。白洋淀與野鴨塘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兩個地方都有一群談論文學與人生的朋友，不同的是文學資源卻相去甚遠。如多多所說：“１９７０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個早春。兩本最時髦的書《麥田裡的守望者》、《帶星星的火車票》向北京青年吹來一股新風。隨即一批黃皮書傳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貝克特的《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它》……”這批內部讀物真是及時雨，讓“今天”詩人們在決定性的年齡讀到了決定性的書，正如北島後來所說，正是這批書的翻譯文體幫助了他們挑戰枯燥的新華社的大字報式文體。完全可以想象，當時的貴州文學青年卻處在無書可讀的苦悶之中，他們只讀了早年的艾青詩選、泰戈爾之類，這些書還不能強力提升他們的精神高度，他們對於世界的現代性程序或前沿還一無所知，而北京青年已十分熟悉存在主義及荒誕派戲劇了。正是在這一點上，北京地下文學在場域中的佔位必然領先於貴州，處於主導地位。他們在寫作中自然而然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偏遠的貴州地下文學只能處於非主導性的佔位，要麼成為模仿者，要麼繼續它那艱難的在場的鬥爭。常常出於急躁，貴州詩人往往會採取一些特別恐怖的革命行動來挑戰已取得優勢佔位的北京詩人。如前所說，黃翔於１９７８年身扛捲成炮筒狀的１００多張巨幅詩稿殺向北京；後在８０年代末又搞什麼天體星團大爆炸，他帶領幾個小青年，將書寫的詩歌捆綁於全身，猶如真實的炸藥武裝於全身，以如此“武裝”奔赴北京，對北京五所高校進行藝術“大爆炸”，其結果可想而知，黃翔以“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捕入獄。今天看來，這樣的行事確有鬧劇之嫌，但也實屬無奈，因為“今天派”詩人早在８０年代中期就進入國際資本流通了，黃翔卻仍在貴州的監獄進進出出並獨自哀嘆：“直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誰承認我是詩人。”　。　想看書來

五、從貴州到“今天”（5）

中國當代第一本地下文學刊物《今天》，於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成立編輯部，１２月２３日第一期創刊，當天，北島、芒克等人就把它張貼在北京城內。“《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１９８０年停刊。對於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名聲大噪的所謂‘朦朧詩’的詩人來講，他們的源頭便是《今天》。而創辦《今天》雜誌，北島功不可沒。他理所當然地成了‘朦朧詩’的領袖人物。”（芒克）現在想來真是一個奇蹟，《今天》彷彿一夜之間就傳遍了所有中國的高校。

我記得當時我正在廣州外國語學院英語系讀書，其時我與少年時代的朋友彭逸林（我們讀初中時有一個私下的學習小組，他和我以及楊江，我們曾狂熱地讀現有的書，如李銳寫的《毛澤東的青年時代》，《天演論》，《普列漢諾夫論藝術》，《聯共（布）黨史》，甚至還有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後來還有《第三帝國的興亡》等，當然也有中華書局出版的一些活頁似的簡單的古典詩歌與散文。有時我們也會相互酬唱幾句“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之類。順便說一句，開列這個並不全面的當時的書單是很有意思的，從中可見一代人的閱讀史並管窺其成長史，那是一個不僅盲目更無選擇的年代，這些書只能使人格中集體“超我”，即被規定的“超我”這一部分古怪而兇猛地成長，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關鍵之書仍遙遙無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當時在成都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現在是重慶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副院長）。郵差傳遞著書信，書信交流著生活，無序的青春在激烈地運動，在奔向一個有序的共同點——詩歌——它成為我們書信中至關重要的部分，一個重新集中的焦點。

１９７９年的一天我懷著相當新鮮的心情讀到彭逸林寄來的分析瓦雷裡的《海濱墓園》的文章——一篇單純得令我羨慕，但現在看來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時他告訴我他已開始寫“現代派”詩歌並與四川大學經濟系的學生遊小蘇（以一本《黑雪》詩集震動川大）、四川大學經濟系學生郭健、四川省軍區政治部宣傳處的歐陽江河、溫江歌舞團的駱耕野、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的女詩人翟永明組成了一個詩社，駱耕野由於成功的《不滿》和年長被推為詩社社長，遊小蘇是詩社公認的“首席小提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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