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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造錯覺之錯誤。
七、中日兩國所應認識之要點及應採之途徑。
(一)中國所應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二)日本所應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八、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
在《引言》部分一開頭說:“世上論述中日問題論文,已經很多……凡一般政治學者所已經論到的,我無須贅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不言的,此文將傾量盡述而無所隱飾。知我罪我,聽諸讀者。首先我敢說:一般有理智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終究須有日本攜手之必要。我想日本人士中間懷抱同樣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寫到這裡,陳布雷不禁顫抖了一下,他猛吸一口煙,因為現在講“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很可能會被青年學生罵作漢奸,那中央大學學生請願時,湧到外交部長王正廷的辦公室,一時火起,把紅、藍墨水當做武器,弄得王正廷下不了臺的情景,陳布雷是知道的。而這個王正廷,浙東奉化老鄉,在巴黎和會時拒絕簽字,不是也以愛國而贏得過廣大青年的愛戴嗎!從五四運動到九一八,無非是執行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從愛國而變成賣國,終於下了臺。陳布雷越想心越寒,但是他不得不寫下去,反正不是以自己名義發表的。第八部分《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中,陳布雷揮筆寫道:“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開啟僵局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哪一方面來說,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盡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是日本國民與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蔽,謀及久遠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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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乎?友乎?”(3)
《敵乎?友乎?》一文發表後,日本軍閥不僅不聽,反而變本加厲擴張。次年1月27日,蔣介石對日本記者談話:中國不願世界有戰爭,解決中日問題,應以道德與信義為基礎。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過去的秋波,反而在華北不斷擾亂,製造事件。
陳布雷向蔣介石報告道:“蔣先生,徐道鄰文發表,各報轉載,徐名噪一時。徐道鄰又向中央控告其父系馮玉祥主使所殺,更為轟動!”
“沒有其他議論?“蔣介石問。
“也有半信半疑者,有謂此文非徐所寫,而出自別人手筆,且系當局授意者。”陳布雷已經聽到有人猜測是他所寫,但他不敢向蔣介石說;還有更難聽的話,他更不敢說。
魯迅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篇文章的要害,他在1935年2月9日寫道:“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今年就要將一·二八、九一八的紀念取消,報上登載的減少學校假期,就是這件事,不過他們說話改頭換面,使大家不覺得。‘友’之敵,就是自己之敵,要代‘友’###的,所以我看此後的中國報,將不準對日本說一句什麼話。”“中國向來的歷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時候,總是自己動手,先前本國較好的人、物,都打掃乾淨,給新主子可以不費力量的進來。現在也毫不兩樣,本國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國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致蕭軍、蕭紅的信。——編者
1950年9月,臺灣重刊此文時有一段前言。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號《外交評論》雜誌刊出徐道鄰‘敵乎?友乎?’一長文,極受國內外之注意,日本方面,更為重視。徐道鄰因此文之發表而名噪一時,後辭官控告馮玉祥為殺死其父徐樹錚主犯案,更為轟動,但當時社會對此文半信半疑,有謂非徐所寫而出於佈雷先生手筆,且系當局授意。民國三十九年九月,中央重刊此文,文前有蔣總統之前前言:‘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亟思設法開啟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囑佈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佈雷名義出之,乃託徐道鄰君印行。近閱是篇,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特付重刊,以備自反,或仍有助於將來東亞各族之前途乎’!”(見《蔣總統集》第二冊第2057頁)陳布雷在回憶錄中說:“此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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