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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報之”之心，於是又抱病“屏除雜念”，奮身相從了。陳布雷當時是在杭州休養，6月5日陳立夫去看望他，6月5日日記有記載：“……十一時，立夫來談，詢予病狀，切勸絕對靜養，勿縈心於外物之變遷，謂煩惱何人皆有，貴在善自排遣，我等既無特殊嗜好之娛樂，則應別求心思之寄託之所，或思索真理，或研究問題，均可使當前擾我心曲之煩惱暫時退避，因述彼近年竭力闡明唯生哲學者，誠知不免僭妄，然亦痛苦中強自排遣之一方法，勸予亦作而行之，並述其對於建立民生哲學之理想，談約二小時而去，接謙夫函，貽予以《聖經》上之二語，謂“Peace　lgine　unto　fovene　theqhenoild　giueik！”“Let　ie．tce　oqraid，”6月6日，陳布雷在日記中又記下：“……接牯嶺委員長來電，復餘支電，囑令安心靜養，既感其意，亦復自愧，蓋餘之大病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每思克治，而不久即故態復萌，行年五十……殆將以悔吝終其身耳，可悲可嘆……”6月8日日記載：“……午後疲憊抑鬱，坐立不安，苦痛之至，允默以為不可使蔣先生久待，乃由默函蔣夫人告不能即行之故……”陳布雷在休養中思想翻來覆去，鬥爭十分激烈，也十分痛苦，然其對救國之法卻極關心，6月9日他接待裴復恆，記下裴君“……近兩年專心辦學，極肯用真實工夫，為餘談其辦學之心得及對現時教育之意見，有極警切中肯者，如謂目前第一需要在訓練各種技術人材，……從此著手而從實質上將國家現代化！則理論左右之爭，絕不值得重視而將自然消滅也，此語真有見地……”陳布雷非常讚賞科技救國的做法，對於政治上之紛擾內心是反感的，而他的大哥、四弟也一再勸其繼續休養，如6月10日日記中記：“……九時，謙夫先生來訪，堅勸餘以身體為重，應立下決心，請一較長期之休假，不宜因循忍耐以自貽誤，彼此次接兩函知病狀如此，極不安，故特由滬來京專為此事，向餘切勸，並攜來大哥一函有‘弟宜直告介公，請三個月之病假，方是療養辦法，若帶病苦幹，真是與生命相搏，決非介公所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強也’之語，手足朋友之關切，殊令餘感動……”6月11日日記中載：“……接四弟來信，勸予向委員長直陳病況，請假二三月，移地療養，其惓惓想念之情慾言又止之意，充溢於字裡行間，五妹亦函允默，詢餘病狀，骨肉關切至此，而餘終無法以慰……”陳布雷在杭州因病體和工作之苦，正在矛盾中，而蔣介石已派他任廬山訓練團之團附了，6月12日日記中載：“盧參謀集賢自牯嶺來，攜來學素函及鐵城、辭修各一電，知餘被派為第一期訓練團團附——又攜來蔣夫人所贈之回憶錄英文字一冊，蔣夫人並有覆允默函，囑餘安心靜養，勿亟亟去牯，且謂委員長已知餘病中之情況，決可相諒云云。午後小睡一小時，讀回憶錄之英文字，描寫生動，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然措辭有太激直處，對西安事變中軍政當局採取嚴峻政策不無指責過當，是其疵病耳……”可見宋美齡對西安事變中某些人是有很大看法的，且公諸於眾，不過，陳布雷卻認為是“指責過當”。

在病痛和苦痛中決計隨蔣抗日（2）

陳布雷還是準備上廬山，6月19日日記中記：“晨6時醒，忽然雜念紛起，覺非即去牯嶺不可，百計鎮靜，不能入睡，七時十五分，接學素來函謂餘病殆由憂患所致，為根本治療（一）唯有積極興奮（二）則決然引退，如兩者均不可能，則將始之終之為憂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其言極不確當，即覆彼一函，告以檢驗後之病狀，以山中事繁，擬即扶病來牯，進退問題，當俟暑期終了後考慮之……今日精神極苦悶極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鬱悶難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

但是陳布雷畢竟是愛國的，他對日本之野心表示極大之關注與警惕，6月21日日記中載：“……閱報載近衛內閣，將對川越茂歸任新訓令仍以廣田三原則為出發點，先謀中日間為懸案之解決，將先從易解決者，如某項交通問題及華北經濟開發著手云云，各報登此訊息，均不免作悲觀之猜測，以餘觀之，殆為日方事前一種試探，故略放此項訊息也，自西安事變結束後，日方高唱‘對華新認識’。而實際則為靜觀主義。靜觀者何。即欲覷我之隙而猛以乘之也。國人一面苟安，一面虛怯。乃竟以為日本將自動轉換方向，此本樂觀太甚。宜其又有今日之悲觀矣！”

陳布雷是7月2日登上三北公司輪船，下午1時抵九江，7月3日上山的，7月7日參加訓練團第二總隊升旗典禮，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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