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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工夫之缺乏如此，可嘆可愧。”12月24日，陳布雷日記中又載：“……自念數年來所更歷之事，對餘之志趣無一吻合，表面上雖強自支援而實際無一事發於自己之志願，牽於情感，俯仰因人，既不能逃世長往，又不能自申已意，至於體認事理，則不肯含糊，對於責任又過分重視，體弱志強、心羸力絀，積種種矛盾、痛苦之煎迫，自民十六年至今，煩紆抑鬱，無日而舒，瀕於狂者屢矣，每念人生唯狂易之疾，為最不幸，故常於疾發之際，強自剋制，俾心性得以調和賴友朋相諒，遇繁憂錯亂之時，許以休息，然內心痛苦則與日俱深，頗思就所經歷摹寫心理變遷之階段，詳其曲折，敘其因由，名歸‘將狂’，作雜感性之紀述，或亦足以供研究心理變態之參考也……”陳布雷在日記中坦承“對餘之志趣無一吻合”，“無一事發於自己之志願”，“牽於情感，俯仰因人”，“種種矛盾、痛苦之煎迫”，使他又復提出辭去中政會副秘書長之職念頭，在12月21日即將離滬去杭休養前又書寫：“……覆果夫一函，詳述離京時之病象及希望擺脫中政會職務之殷切，如許以辭去中政會秘書長職務，願竭心專任蔣先生之侍從，請彼設法轉陳，”於是在“下午三時偕允默挈男女僕各一人，乘滬杭特快赴杭”，車中也不忘看書，“閱更生壘詩文集，七時抵杭站，微雨，僱車返小蓮莊，叩門久之，澤永甥出應……即去六桂坊訪大哥……”陳布雷心情略好一些，但是“夢中所見仍為京中紛紜之象”“得蔣先生覆電囑靜心調養，早日返京。”陳布雷連日與好友敘談到六桂坊陳屺懷處，閒談並“借得制言三冊，讀更生壘卷施閣詩文集十餘卷，又南北史樂府兩卷，夜圍爐讀日本國文田獨步小說集”，12月28日日記中記：“……連日靜養，腦中雜慮漸消，不復有繁思繚繞，惜假期將滿，不能久留耳，”陳布雷還在日記中摘抄他讀書後認為可資參考者，“讀歐陽競天先生所輯‘詞品甲’，所採多悲壯激越之調，凡四十調百首，皆學校絕好歌詞也，德沽太學生二詞尤悲婉，錄之如下：（一）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鵑促歸，鶯收佞舌，燕仿人語，繞攔紅藥，韶華留此，孤主真個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心磨滅，晝忽見書飛傳羽，湖水湖煙，峰南峰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百字令）；（二）倚危欄，斜日暮驀驀甚，甚情緒，稚柳嬌黃，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會，（祝英臺近）”陳布雷在杭休養，蔣介石倒很關心，屢屢電慰，1936年2月11日日記中，陳布雷對這位主公有記：“……接蔣先生覆電囑安心靜養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亦可，誦電感激無量，予此次因病請假，京中猜測紛紛，有謂因不滿意於政治組織而稱病者，有謂因人事關係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謂對某種職務未獲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誤認為有‘政治抱負’（即作官興趣之謂）或政治慾望之一人，而鮮有同情於餘之痛苦者，獨蔣先生始終諒解。寬其督責。多方安慰。語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蔣先生之知人。每能洞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蔣介石對陳布雷，陳布雷對蔣介石，這對“君臣”可謂知心之至，因此陳布雷雖然內心矛盾與痛苦，也要從一而終了。

陳布雷又萌引退之念（1）

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6月間，西安事變以及為蔣介石編《西安半月記》可以說是陳布雷的主要工作，從陳布雷這一時期日記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夫婦對陳布雷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陳布雷對蔣氏夫婦的忠誠，真是休慼與共，生死相依，但是在西安事變中國民黨內部勾心鬥角的局面，使陳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以至5、6月間又萌生了引退之念。另外有一點很大的變化是，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要適應全民抗日的潮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繼續了，國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氣氛已經形成，蔣介石和陳布雷不可能不認識到這一點。民心不可違也！這為七七事變後，陳布雷為蔣介石起草一系列有關慷慨激昂的抗戰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礎。從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兩天日記中，完全可以看出陳布雷處世的人生哲學，陳布雷與陳誠一向關係較好，他與陳誠互相交換意見中勸說陳誠：“……（十一日）今日陳辭修君離洛回漢，臨行走別，餘妄有箴規，竟蒙採納鄙言，殊感其虛衷納言之雅，辭修勤勞刻苦，律己謹嚴，遇事負責，確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員長信任既專，各方不免注目，辭修激於當世之媕啊，亦更奮勵激發，願挺身而分盡怨謗，餘故婉言規之，謂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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