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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憂慮，便開始聯絡送他們去浮山學習的事。當月給我母親的一封信裡，父親說：“我已函志烜甥，令問房君傢俬立中學已否成立？如已成者，即將寧、濟兩孫送往彼處肄業（房君號師亮，與浚甥同學至厚。渠父在桐城某山創一中學校，曾函邀兩孫入面）。因該校系在鄉間山中設立，無惡空氣傳染，最宜讀書故也。”

二姐對放在武漢的兩個孩子，也很不放心。父親1928年3月21日給母親信中講道：“頃接緯女來稟，對於寧、濟兩孫不肯寫信，焦急萬分。”於是，安排好二姐的兩個孩子，使不學壞，成為父親的要事。1928年四月初三日父親給母親信中說：“現濟孫在日本學校，種種不宜，即刻要搬出來。寧外孫在武昌學校，我亦極不放心。我擬於最近時間，送他弟兄到安徽桐城上學。桐城房君與浚甥同學至好，在該縣浮山中辦一中學，曾函招兩孫前往肄業。”兩天後，四月初五日，父親又給母親一信，說：“忽接濟孫稟，言已出校（因日本出兵欺壓我國太甚，義不可留故也），專等我送他到安徽讀書。”那時剛發生過日軍入侵山東屠殺六千多中國人的“濟南慘案”。濟世小小年紀，已熱情愛國，堅決離開了日本人辦的學校。

1928年農曆四月八日，父親送濟世到了浮山公學。當月二十七日他給母親信說：“我送濟孫往桐校，系本月初七由漢口動身，初八日即抵安慶。將濟孫安置妥當後，當即就近至上海一遊，在群士先生處住七八日。”信裡所說“群士先生”，是劉積學，號群士。當時剛卸任北伐軍河南宣撫使職務，寓居上海。

那以後，二姐知道濟世在浮山受到房師亮照顧，很是穩妥，便跟房師亮聯絡，受邀前往。當時在四川南溪，以前與孫炳文為敵的豪紳，正勾結地方駐軍，想加害二姐。二姐帶著維世、名世，從南溪到武漢，接上寧世，同往浮山。房師亮很照顧烈士遺孀和孩子們，他父親房軼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圖書館管理員和教師，並安排了孩子們的學習。一年後，房師亮攜妻子同赴德國再次留學，二姐和孩子們因此離開浮山，房師亮夫婦把她們護送到了上海。流亡歐洲的鄧演達，來函拜託朋友照顧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幫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學校長。後來幾個孩子陸續都安排在開封、北京上了學，寧世還曾到日本去讀大學。

鄧演達回到上海被蔣介石殺害後，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後，她很多時間都在開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辦了一所“北辰中學”。她任校長，我三姐夫馮友蘭為支援幫助她，出任董事長。除了他們倆，學校的教師和幹部，都是鄧演達生前建立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人。這所學校辦在西單北前英子衚衕裡的一個小院內。二姐約請馮友蘭和別的同事一起開會，談她對辦學的想法和意見。當時只辦了一個初中班、一個高中班。校內很有*氣氛，師生融洽。學生們因此很活躍，辦演講賽、學科討論會，出牆報，成立班會、學生會，還編印校刊。因為學生少，收費又比較低，半年後就開支困難了。因經濟來源不足，不得已學校停辦了。

二姐任銳（任緯坤）的一生：發孫炳文未竟之志（5）

1935年，二姐從開封帶著我和維世去上海，安排我們學了兩個多月話劇。學完後，我們三人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開封。過幾天，維世回北京上學去了，我和二姐留在開封，我在靜宜女中讀書。

秋季的一個星期日，二姐要帶著我出門。我見她從行李裡提出一隻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來粗，封著口。見她把瓦罐抱在懷裡，我問這是什麼？二姐說：“這裡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驚，這才知道，二姐把孫炳文的骨殖裝殮在瓦罐裡，從上海帶到開封來了。現在她要讓二姐夫入土為安。原來，我們這是要去安葬我的姐夫。

二姐只帶著我一個人，抱著瓦罐，僱了輛人力車，出了開封城宋門。我們往東走，又向南拐，跨過隴海鐵路，又穿過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義地”的墓地。二姐一路傷感地跟我說浚明兄，說他是共產黨，是好人，讓我別忘了殺害他的人。那時二姐生活艱苦，沒有錢。孫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卻無力送他迴歸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錢的四川義地。在那裡的一處邊角之地，二姐請人給挖了個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將瓦罐埋葬進去，蓋上了土，又堆起個小墳頭，還立了一塊很小的碑。二姐面對那塊碑，跪了很久。我隨著二姐，給孫炳文磕了頭。

那塊碑，只有一尺三寸高，七寸寬，比現在的一本雜誌大不了多少。上面刻著：

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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