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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為俄文，由日譯本轉譯為漢文，佶屈聱牙，難以看懂。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來就沒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轉譯為漢文，當然就驢唇不對馬嘴，被人稱之為天書了。估計胡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普羅文學的理論，也不出這幾本書。我相信，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的。但這並沒有減低我們的熱情。我們知道的第一個是革命，第二個是革命，第三個仍然是革命，這就足夠了。胡老師把他的夫人丁玲從上海接到濟南暫住。丁玲當時正在走紅，紅得發紫。中學生大都是追星族。見到了丁玲，我們興奮得難以形容了。但是，國民黨當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於是下令通緝胡也頻。胡老師逃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後就給國民黨殺害了。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筆名冬芬，北大英文系畢業，譯有《爭自由的波浪》一書，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的一封長信，現儲存於《魯迅全集》中。董老師的教學風格同胡老師完全不同。他不講什麼現代文藝，不講什麼革命，而是老老實實地教書。他選用了日本廚川白村著、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徵》作教材，仔細分析講授。作文不出題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寫四個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你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有一次，我竟用這四個字為題目寫了一篇作文。董老師也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高中國文教員，除了董秋芳先生之外，還有幾位。一位是董每戡先生，一位是夏萊蒂，都是從上海來的小有名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我並沒有讀過。董每戡在濟南一家報紙上辦過一個文學副刊。二十多年以後，我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他的訊息，他在廣州的某一所大學裡當了教授。

除了上述幾位教員以外，我一個教員的名字都回憶不起來了。按高中的規模至少應該有幾十位教員的。起碼教英文的教員應該有四五位的，我們這一班也必然有英文教員，這同我的關係至為密切，因為我在全校學生中英文水平是佼佼者，可是我現在無論怎樣向記憶裡去挖掘，卻是連教我們英文的教員都想不起來了。我覺得，這真是一件怪事。

我的學習和生活

榮譽感繼續作美

我在上面回憶北園高中時，曾用過“虛榮心”這個詞兒。到現在時間過了不久，我卻覺得使用這個詞兒，是不準確的，應改為“榮譽感”。

懂漢語的人，只從語感上就能體會出這兩個詞兒的不同。所謂“虛榮心”是指羨慕高官厚祿，大名盛譽，男人夢想“紅袖添香夜讀書”，女人夢想白馬王子，最後踞坐在萬人之上，眾人則跼蹐自己腳下。走正路達不到，則走歪路，甚至弄虛作假，吹拍並舉。這就是虛榮心的表現，害己又害人，沒有一點好處。榮譽感則另是一碼事。一個人在某一方面做出了成績，有關人士予以表彰，給以榮譽。這種榮譽不是營求得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這同虛榮心有質的不同。我在北園高中受到王狀元的表彰，應該屬於這一個範疇，使用“虛榮心”這一個詞兒，是不恰當的。虛榮心只能作祟，榮譽感才能作美。

回憶濟南高中（3）

我到了杆石橋高中，榮譽感繼續作美。唸了一年書，考了兩個甲等第一。

要革命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我在濟南高中有兩個國文老師，第一個是胡也頻先生。他在高中待的時間極短，大概在1929年秋天開學後只教了幾個月。我從他那裡沒有學到什麼國文的知識，而只學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他在課堂上只講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為了給自己披上一件不太刺激人的外衣，稱之為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理論也不大講，重點講的是它的目的或者使命，說白了，就是要革命。胡老師不但在堂上講，而且在課外還有行動。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想組織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擺開桌子，鋪上紙，接收會員，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聚觀者數百人。他還曾同上海某一個出版社聯絡，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宣傳現代文藝。我在組織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一個積極分子。我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併為將要出版的刊物的創刊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乾脆就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已經記不清楚，大概不外是革命，革命，革命。也許還有一點理論，也不過是從弗理契書中抄來的連自己都不甚了了的“理論”。不幸（對我來說也許是幸）被國民黨當局制止，胡老師逃往上海，群龍無首，煙消雲散。否則，倘若這個刊物真正出版成功，我的那一篇論文落到敵人手裡，無疑是最好的罪證，我被列入黑名單也說不定。我常自嘲這是一場類似阿Q要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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