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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Ｎ易魑�幌抵�ぃ�歡瘸晌�徊糠盅��セ韉畝韻螅�踔臉魷至思復謂艏鋇某∶妗Ｐ葉�*一位副部長親自參加了處理工作，並派一位司長天天來北大，同我一起面對學生，事情才終於得到了妥善的解決。我也就算是過了關，從此成了“逍遙派”。這個名詞兒當時還沒有產生，它在“*”中出現，我在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我悠閒自在，是解放後心理負擔最輕的一段時間。至於傳聞的每一個單位都有劃右派的指標，這樣的會我沒有參加過，其詳不得而知。“右派”是一類非常奇怪的人，官方語言是“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其中玄妙到現在我也不全明白。可是被戴上了這一頂可怕的帽子的人，雖然手裡還拿著一張選票，但是妻離子散者有之，家破人亡者有之；到頭來幾乎全平了反。不知道這亂哄哄的半年多，犧牲時間，浪費金錢，到底所為何來！

一九五八年，又開始了“大躍進”，浮誇之風達到了登峰造極、駭人聽聞的程度。每一畝地的產量——當然是虛構的幻想的產量——簡直像火箭似的上升。幾百斤當然不行了，要上幾千斤。幾千斤又不行了，要上幾萬斤。當時有一句眾口傳誦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把人的主觀能動性誇張到了無邊無際。當時蘇聯也沉不住氣了，他們說：把一畝地鋪上糧食，鋪到一米厚，也達不到中國報紙上吹噓的產量。這本來是極為合情合理的說法，然而卻遭到中國方面普遍的反對。我當時已經不是小孩子，已經四十多歲了，我卻也深信不疑。我屢次說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這又是一個好例子。聽到“上面”說：“全國人民應當考慮，將來糧食多得吃不了啦，怎麼辦？”我認為，這真是偉大的預見，是一種了不起的預見。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然而，現實畢竟不是神話。接著來的是三年自然災害。人們普遍捱了餓，有的地方還餓死了人。人儘管捱餓，大學裡還要運動，這一次是“拔白旗”。每—系選幾個被拔的靶子，當然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是批判，又是檢查。亂哄哄一陣之後，肚子照樣填不飽。

到了一九五九年，領導上大概已經感覺到，“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彷彿共產主義立即能夠實現，裡面頗有點海市蜃樓的成分，不切實際。於是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想反“左”的，但後來又突然決定繼續反右。會議情況，大家都清楚的，用不著我再來說。於是又一路“左”下去。學校裡依然不得安靜，會議一個接一個。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眼光忽然轉向了農村，要在農村裡搞“四清運動”了。北大一向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幾乎任何運動都由北大帶頭。於是我也跟著四清工作隊到了南口。因為“國際飯店會議”還沒有開完，所以我到南口比較晚。我們被分派到南口村去駐紮，我掛了一個工作隊副隊長的頭銜，主管整黨的工作。日夜操勞，搞了幾個月。搞了一些案子，還逮捕了人。聽說後來多數都平了反。我們的工作，雖然還不能說全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然而也差不多了。我們在南口村呆到一九六六年*，奉命回校。此時“*”已經來勢迅猛，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一場運動就此開始了。

回到祖國（14）

我的學術研究

一九五七年

這一年我寫了兩篇學術論文。《中印文化關係論叢》和《印度簡史》出版。

1�《試論1857年至1859年印度大起義的起因性質和影響》

一九五七年是印度民族大起義的百年紀念。我為此寫了這一篇論文。後來擴大成了一本專著：《1857年—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文中和書中，我利用了學習到的一點辯證法的知識，對這次大起義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2�《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

在我一九五四年寫的那一篇關於中國紙和造紙法傳入印度的文章中，我講到紙是由陸路傳入印度的。後來有人（算不上是什麼學者）反對我的說法，主張紙是由海路傳入印度的。我列舉了不少論據，論證此說之不當。

一九五八年

這一年，我寫了三篇論文。

1�《印度文學在中國》

根據我平常閱讀時所做的一些筆記，加以整理，按時間順序排列開來，寫成了這一篇文章。我在這裡使用的“文學”這個詞，完全是廣義的，寓言、神話、小故事，以及真正的文學都包括在裡面。印度文學傳入中國，是多渠道的、長時間的。這篇文章中列舉的材料，遠遠不夠完全。以後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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