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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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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示她的新政改制,把李治去世的這一年改過三個年號,即嗣聖、文明和光宅,分別代表著中宗繼位、睿宗即位和太后臨朝。自從武皇后入宮輔佐李治之後,唐廷改用過許多新年號,這都是武皇后的主意。高祖只用了一個武德年號、太宗只用了一貞觀年號,而武皇后先後用過三十多個年號。每發生一件大事,她就改個年號來紀念,的確反映了武皇后的改革新思想,舊的傳統觀念難以約束她。

她親自臨軒執政後,就把大唐的旗幟易為金色,改東都為神都,改洛陽宮為太初宮,改八品以下官員舊服青色為碧色。

她又一次大改官名,目的是“因時而立號”,“適事以標名”。從而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改為左右相;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依次改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改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改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加一個右肅政臺。其餘的省、寺、監、率名稱,都按各部門的職權令改名稱,表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史書對武皇后的改制成見很深,認為標新立易,亂改一通。而武皇后舉例解釋說:“御史是分管官吏風氣的官職,要起到整肅吏治的作用。現在國土之大,州縣官員之多,很難整治。現在把御史臺改為肅政御史臺,增設右肅政臺,就是用以監督地方官的風紀。而舊御史臺不變,專管京中的部門和軍隊的風紀。”'《資治通鑑》,卷203,光宅元年九月。'這說明武皇后的改官員名為的“適事以標名”,而增設官為的是更好的做好國家的工作,只要不是對她有成見,就可以看以她改革的用心了。

武皇后代子臨軒,改元光宅時曾寫改元赦文,表示自己要勵精圖治的決心。其中有語曰:“以社稷之大任,屬荒眇之微躬。欽奉遺言,載深悲懼。遂以茲菲德,開導嗣王。”“惟欲勵精圖治,克己化人。便宗社固北辰之安,區宇致南風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報先恩。”文中謹表示她身負先帝的遺言和社稷的大任,要用心教育皇嗣,要把重擔子挑好,使社稷穩固,讓百姓有好光景,以此報答先皇的顧眷和委託。只能看到她垂念先帝的慈心、教育好皇嗣的苦心、治好國家的雄心,而並不見她吞併社稷的野心和害國害民的禍心。

二十五迅速剿滅徐敬業們的叛亂

正當武皇后改元稱制,除舊佈新,準備為大唐江山的鞏固與發展、為黎民百姓的安樂與幸福大幹一場時,一場由唐朝勳舊大臣的後代發動的叛亂爆發。叛亂距廢黜中宗李顯、置新群於別殿、宣佈臨軒執政僅僅半年;距離易幟改元和改官名只有十十幾天。對勳舊勢力的可能叛變,武皇后是有預料和準備的,但她也沒有料到會發生得如此之快。

叛亂髮生的原因,按傳統史家的說法是“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因而為自保而發動。如司馬光的記述:“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其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水從。”於是追尊五代祖考妣,皆為公、王和夫人。又在山西文水建五代祠堂,並任用諸武,才激起唐宗室和勳臣後代的叛亂。

這個原因並不成為叛亂的原因,這仍然是“順口而言”,把西漢呂后任用“諸呂”的先例順手加到了武皇后的頭上。試問:如果武皇后任用的是“諸李”,把李姓宗室孩娃不留,一個個全用上,是否就沒有人說話了呢?這是什麼思想在作怪,還用再多說嗎?當李世民、李治執政時不是把李家的祖宗八代全追封為“皇帝”嗎?李氏兄弟子侄哪個不是王侯呢?史家們感到完全應該。何況,武皇后當時也都把李氏宗親全安排到很高的位子上去了,高祖的五個兒子、太宗的兩個兒子都安排在中央中樞的顯要位子上了。中央的三省六部堂官現任宰相、首輔大臣全部是原來班子餘下的老臣或新晉的多姓大臣。任用“諸武”是以後的事,是許多頑固大臣、李氏宗室叛她而去,才用上她的幾個侄子為官,而朝中的主要官員仍是多姓,始終未出現“諸武用事”的大局(此問題後當論及)。所以,這次叛亂是另有原因的。

具體原因,司馬光接著就敘述出來了。而且行文十分簡煉,簡直數語道破:

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zhu,zh縣名,在陝西省——引者)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縣主薄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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