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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思考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時問：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陳獨秀問：（現代中國）究竟是城市支配農村呢，還是農村支配城市？

陳濟棠問胡適：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1928年，林彪在井岡山上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蔣介石問：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張伯苓問李濟：人類學有什麼好處？

梁實秋：我不知道是誰家的走狗

梁實秋問：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誰家的走狗？

艾青寫詩時問：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時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30年代，陳獨秀被捕，章士釗為之辯護，章問：黨即國家乎？

1935年，吳景超的猜想。後來是李約瑟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的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晏陽初問：為什麼不能團結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愚昧、貧困、疾病和腐敗政府呢？

楊靖宇被捕前問：這些天遇到的怎麼都是這號中國人？

瞿秋白贈給獄醫陳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寫著兩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

胡適問葉公超，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問金嶽霖：什麼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大肆搜捕共產黨，在發現了陳布雷的女兒陳璉是共產黨後，蔣介石曾大為驚訝、震怒。毛人鳳在大抓特抓之餘，感慨說：“我們這樣抓、這樣殺，還是有這樣多的人敢提著腦袋闖進來，真不知是為什麼？”

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

魏巍在朝鮮訪問後問：誰是最可愛的人？

梁思成問：是這樣的北京城門，是這樣的北京城牆，為什麼要拆？

殷海光窮困之際，向學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許冠三的信中說：“我自己只有一個念頭，五四以來，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已經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別像我這樣的人。難道這個時代讓我活活捱餓？”

顧準借用魯迅的名言問：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王賡武問：“文革”究竟埋沒了多少天才？

龍應臺在臺灣跟“對手”較量時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80年代初，潘曉問：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

餘傑在世紀末問：餘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

人論第七

蔣廷黻說琦善超越時人

蔣廷黻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軍事方面雖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外交方面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

方宗誠說：“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國及潤芝宮保（胡林翼）開此風氣耳。”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從1867年正月郭嵩燾就被迫賦閒，回鄉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靜地思慮世界，研究洋務。在給朋友的信裡他不無得意地說：在當前懂得洋務的“同志諸君”中，“中堂（指李鴻章）能見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楨）能盡其實。”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鴻章說王韜：“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說王韜：“王氏在同光之際幾為知識界的權威，但脫不去名士才子氣。似乎終於是一個清客，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閒，亂世則幫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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