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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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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談;但是要參觀廣漢的5公頃花卉溫室,樂意介紹情況。

電話又打到廣東。現任“英豪科教”()董事會秘書於尹先生同樣是婉言謝絕:歷史問題,現在不方便談了。

幾乎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在北京國家圖書館新聞中心的辦公室內,記者簡直已經“出離憤怒”。以至於9月底的某一天,筆者買好了去成都(廣漢市距離成都僅僅有幾十公里)的機票。然而,就在登機前的兩個小時,筆者發現,身份證丟了。

對於一名急於知道真相的記者,還有什麼情況比這樣的禍不單行更令人沮喪?

5。筆者用“欺詐”手法接近楊斌

2001年10月,即將釋出的《福布斯中國100富豪榜》成為採訪楊斌的轉機。在瀋陽,記者冒充中國蘭花協會的人員進行聯絡,才得以面見這位即將成名的“黑馬富豪”——

時間已經是2001年的10月。從開始關注那家名為“歐亞農業”的香港上市公司,至今已經有4個月,筆者幾乎要放棄這個選題。

但是,10月中旬的時候,轉機出現了。

時間應該是10月23日。再次接到總部王長春的電話:“你一直跟蹤的楊斌排到了‘福布斯內地富豪榜’的第二名。我們提前拿到了這個名單,你馬上出發去瀋陽,看能不能採訪到他、寫一篇他的財富故事?”

實際上,在《21世紀經濟報道》的廣州總部,一項針對這次富豪榜的專題策劃已經啟動。根據“富豪榜”的名單,除了楊斌(第2)之外,編輯部還圈定了中國內地另外3匹財富“黑馬”,他們是陳麗華(第6)、許榮茂(第5)、徐明(第18)。這4大黑馬各自的企業名稱分別是,歐亞集團、香港富華國際集團、大連萬達集團和上海世茂集團。

只所以在策劃中圈定上述4人作代表,是因為對於《21世紀經濟報道》乃至整個傳媒介來說,前3者顯然讓人感到陌生,而後者則是上榜的中國最年輕的億萬富豪(2001年徐明只有30歲)。

當時筆者並不知道這麼多資訊。當時的印象是,要做一個策劃,要在25日完成採訪,趕在26日籤版之前交稿。

於是進行簡單的準備,立即匆匆上路。

克魯凱亞曾經說:“我們還年輕,我們永遠在路上。”沒錯,作為職業的新聞動物,好記者永遠應該在路上。

而在此時,去捕捉另外3匹“黑馬”的我的3位同事,也同我一樣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

從北京到瀋陽,火車只需要8個小時。對於記者來說,這8個小時正好可以當作一晚的休息。

火車早晨7點的時候到達瀋陽。首要的問題是先找家酒店將自己安頓下來,然後要立即打電話聯絡採訪。在火車站旁邊,因為採訪經費的限制,記者只能選擇那家看上去顯得有些灰暗“郵政賓館”。陪伴記者的,是特快列車上發給乘客作早參的一桶“康師傅”泡麵。

這時已經是10月25日的上午,距離最遲的26日上午截稿,留給記者的採訪加寫作的時間,只剩下大約24個小時。

首先自然是打電話給副總裁邊守捷,他主管對外公關,依然是聯絡採訪的最直接的渠道。不過,與預想的一樣,他還是拒絕。

之後是查荷蘭村的總機。自然,相信這樣的經歷所有的記者都有所經歷——電話仍然被轉接到主管新聞宣傳的邊副總裁的辦公室。

後面還有一絲希望,打電話給同事在遼寧省電視臺的朋友,請他幫忙聯絡荷蘭村——作為瀋陽市重點扶持的專案,荷蘭村總會給省內的新聞單位面子吧?

結果,朋友周旋之後,答覆的語氣同樣令人沮喪:“荷蘭村相當保守、封閉,不管是本省的還是外地的,媒體的採訪一律都吃閉門羹!”

時間已經接近中午,如果下午依然不能採訪,怎麼辦?

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

無奈之中,記者再次撥通荷蘭村的總機:“請幫我接楊斌總裁!”

“請問您是哪裡?”電話那頭是值班小姐職業化的應答。

“我是中國蘭花協會的,想找楊總談點生意。”記者回答。

不知道這樣的方式能不能叫“特殊採訪手段”,在傳統的新聞學定義中,這樣的做法是否屬於違背道德的做法?

“欺騙”的手法終於奏效,電話接進了楊斌的辦公室,接電話的是楊斌的秘書:“請問您找楊總有什麼事情?”

這時候,記者於是將來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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