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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錦衣玉食的少奶奶，她也就算是盡到心了。這個現實，我也無可奈何。

父親金蘭之交的張鴻鵠七叔，及時引導我走出了迷津。他說服繼母，更得到了父親去世後主持我家公司業務的侯堯雪伯伯的首肯，送我們姐弟四人一律去日本上學。他的理由簡單明瞭，不容置辯。他說：由於父親一直不肯就任滿洲中央銀行副總裁的官職，和日本的關係很僵。如送子女一律去日本讀書，可以使這種僵直的關係緩上一閘；上關內讀大學，“滿洲國”幣不能與中國貨幣兌換，學費不好解決。“滿洲國”幣能與日本國幣自由兌換，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家裡負擔得起。他用深沉的目光盯視著我，靜靜地說：日本比中國先進，你們可以學到很多知識。他建議，大弟、四弟去工業學校學電機，繼承父親實業振國的遺志，我和四妹去學醫或學制藥，學上一門自立於世的本領。

我們的這位張鴻鵠七叔，當時是哈爾濱市的電業局長，是我心目中和父親一樣的智者。這位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的留學生，和父親親密得很，在我家有很高的威望。他是和周恩來總理同時留日的好友，總理那首大江東去的絕句就是送給他的。其實，他是打入“滿洲國”高官階層的異己分子，是為中共工作的，這個情況，是我以後才知道的。

如此，我們去日本留學的事就定下來了。父親青年時在日本正金銀行的同事，當時是“滿洲國”主管經濟的藤本，這位一直作為說客請父親就任“滿洲國”高官的藤本，知道我們四人要去日本讀書，立時派人送來了介紹入學的各種關卡，當時，“滿洲國”的學制向日本看齊，我進大學，弟妹進中學都很方便。

另外一封來自我母校的推薦信，加速了我們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師的日籍副校長村田琴寫來的。這位被同學們背地裡叫做穆老太、舉止高雅、禮貌周全的典型的日本知識女性，殷殷切切地勸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就讀。她之所以這樣賞識我，是因為我表現並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滿洲淑女的形象。其實，這不過是出滑稽戲，我只是玩了個簡單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滿洲國”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認親，回來後發表了“訪日迴鑾訓民詔書”，說什麼皇帝他也是天照大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孫，以之佐證日滿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這份“詔書”滿洲老百姓以不睬對之。事情是明擺著的，幾千年來乃是炎黃子孫的認祖情懷是流淌在老百姓的碧血之中。硬扯什麼天照大神豈不是天大的笑話，狗肉怎麼貼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們村田琴老師，卻命令我們默寫皇帝的“迴鑾訓民詔書”以示忠誠；且規定，不及格者不予畢業。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難題，我們連看都沒仔細看過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詔書，如何默寫得出來？同學們一籌莫展之際，身為班長的我出了個鬼主意，我去向村田請示：為了表示對皇上恭敬，我們願意用宣紙與毛筆來恭默詔書，她欣然同意。我們備好了宣紙，備好了墨汁，為怕墨汁洇紙，還備了一張襯紙。點子就出在襯紙上，我們用鉛筆，淡淡地用ㄅ攵ワㄈ在襯紙上拼寫了詔書。村田不認識ㄅ攵ワㄈ，也沒想到這裡有鬼。當她拿到我們全班一致默寫得整整齊齊的詔書考卷時，開心地微笑著，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業績，她為“日滿一體”作出了貢獻，她為“滿洲國”培養了一批高標準的淑女。

1937年初春，日本的新學年開始之時，我們四個滿洲少年，便踏上了那美麗的島國，櫻花如雲如霞地迎接了我們。

我去東京女大報到，村田的推薦信早就來了，女大招生的老師簡單地問了問我的情況，便錄取我為歷史系的一年級新生，試讀期半年。我的大學生活就這樣輕易地揭開了序幕。

東京的景象，引發了我這個殖民地中長大的女兒的萬千思緒。按照當時日本社會上的慣例：老百姓把部分房屋租給留學生下榻（叫做貸家），於是我住進了名叫吉野的一個日本住友公司的小職員之家。吉野太太對我們非常友好，招呼得十分周到，她叫弟弟們為學生仔、叫我和妹妹為閨女們。這個宛如家人的稱呼，使我們丟掉了諸多疑惑和不安。吉野一家人的面目和君臨滿洲的日本人相差實在是太大了。住熟了之後，我才明白，日本的媒體宣揚的是用日本的先進技術幫助技術落後的滿洲開發資源，以達到兩國的共同富裕。沒見過殖民者燒殺搶掠真面目的日本老百姓，真誠地相信這個美麗的謊言。因為日本確實資源匱乏，滿洲又確實沒有先進技術。而且，從明治維新以來，媒體一直著重渲染的是白種人對黃種人的歧視，同是黑頭髮黃面板的日本人和滿洲人必須通力合作，改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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