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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年輕入,翁碩柏老師二十九歲,教國文;楊錦鍾老師三十一歲,教英文。
每天早晨,李敖父子倆一同出發,由臺中西區走到北區,中午就在學校吃便當,由於從來沒見國便當,所以兩人買的是一組上下多層的圓送飯盒。第一天上課,當李敖揹著書包,提著這飯盒走進教室時,全班大笑,諷刺李敖是飯桶,李敖大窘,看到別的同學的飯盒只是長方形的一小盒,飯菜皆在其中,再反觀自己的多層怪物,卻像吃酒席、吃大餐一樣,第二天就趕緊換了。
不過李敖的飯盒雖買得大,但用來填滿飯盒所需的錢卻不多,這是李敖一家最為窘迫的日子,為此少年李敖不得不放棄很多娛樂。
一次,班上春假要遠足,因早在大陸就耳聞日月潭之名,李敖乃提議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透過。可等他回家向爸爸伸手要錢時,爸爸無奈地說:“我們家早起刷牙,買不起牙粉,更買不起牙膏,只能用鹽水刷牙,哪有餘錢去日月潭呢?”結果全班在日月潭日月譚,李敖在家裡日月潭。
初二時候,童軍老師王福霖選拔優異學生參加菲律賓的童軍大會,找到李敖,要他繳頭戴童軍帽的照片應徵,那時李敖窮得連照相的錢偶沒有,但又想去,急則思變,就找出在大陸的一張舊照,用毛筆畫上一頂帽子交差。不料畫好了,橫看豎看都像戴著帽子照X光,帽裡的腦袋發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親自送,他就央求班長陳正澄代遞。害得陳正澄和李敖的現代畫一律被老師斥回。老師說,他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照片。於是,別人在菲律賓菲律賓,他在家裡菲律賓。
諸如此類的窮故事,顯示了李敖一家來臺灣後的貧困程度,雖然爸爸有了職業,但入不敷出,生活仍舊窮困。窮困的原因之一是李敖的爸爸要醫治長年氣喘病,媽媽又要開刀等等,從大陸帶來的一點黃金已變賣殆盡,唯一的模範西巷房子也不得不賣掉。
後來一中給李敖爸爸分配了半棟宿舍,家庭情況才稍有轉機。房子在臺中新北里存德巷十三號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個榻榻米大,外加前後二個小玄關,李敖一家九口住進,擁擠不堪。後來因為長久付不出薪水,傭人老吳轉到別人家去幫傭了,木屋才又騰出另一半,稍覺寬鬆。另一半有十多個楊榻米大,並且廁所不在院子裡而在屋裡,比較像樣一點。這一住就是十三年,這一老宅,橫貫了李敖的中學時代,並且充滿了窮困與灰暗。
但李敖還是比較特殊,在如此擁擠的住房條件下,他竟分到兩個榻榻米的空間,隔了起來,算是他自己的獨立天地,裡面有一桌一椅四壁書,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少年李敖茁壯地快速成長著、辛勤地寫作著,為自己以後的思想超越頑強地奠定著基礎,頑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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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搶去我的第一名”(2)
在臺中一中讀書期間,李敖始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年復一年將主要精力放在讀書上,而學校和同學是無法滿足其“境界”的。在他內心深處,李敖與人頗為疏離,而是保持著一種精神上的傲慢,不大看得起人。
但有中也有幾位讓李敖難以忘記的同學或朋友,其中學問最好的是陳正澄沒,他通中、英、德、日四國文字,後來做到臺大經濟系主任,再後來他去德國留學,要李敖用毛筆寫字送他,李敖揮毫題詩一首:人生何處不相逢,我來臺灣識正澄,同學十載空餘恨,搶去我的第一名。”這首詩完全是寫實的。陳正澄把字帶到德國,一直掛在牆上。
除了陳正澄,張育宏也是李敖最早認識的臺灣同學。四十年後,他以保險總經理的身份,開了兩桌酒席,慶祝李敖來臺四十年。他的國語、日語都講得極好,演講起來,外省人與日本人都發自內心地佩服。
賴憲滄也是李敖的老同學,李敖辦《求是報》時,他還出錢訂閱送人。韓毅雄也是李敖一個聰明絕倫的同學,他在全校考試中是冠軍,下象棋也是冠軍,後來做到臺大醫學院骨科主任,至今猶是李敖的“御醫”。另外還有美男子王新德,為人頭腦細密,李敖爸爸死後,他還寫了一封深情的信慰問李敖,令李敖深深感懷。
除了同班同學,李敖還交了幾個異班好友。張世民高李敖三班,是李敖演講時認識的,他代表高中,李敖代表初中,後來成為好朋友。他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曾有人打趣兩人是“同性戀”。
高李敖二班今為世界級學者的李天培,是溫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兩人都是李敖的朋友,都是隨父親李子寬老居士到臺灣的。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國民黨,做過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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