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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在一個基本的層面上，正直依賴於對沖動的控制，使得我們不至於以那種可能令我們感到遺憾、後悔的方式採取行動。正直也意味著一位領導者實踐他的價值觀。這樣的領導者以自己的真誠打動其他人，因為他們不是在偽裝，而是真實地展示自我。因此，正直引出了下一個問題：你所做的事情符合你自己的價值觀嗎？我們發現，富有情感智慧的領導者總是能夠保持正直與統一性，從而使得他們能夠問心無愧、心安理得地面對透明度引出的問題。

最後，領導者所能夠做出的最有意義的負責行動是控制他們自己的思想狀態。現在慣用的“酷（cool）”最初的含義乃是指非洲裔美國爵士音樂家的能力，他們在面對當時甚囂塵上的種族主義的時候仍然能夠控制自己的憤怒，雖然他們以一種非同尋常的表達方式傳遞著心靈更深處的感受，表達著內心的憤怒與不滿。卓有成效的領導需要這種能力——管理自己狂亂的情感，同時充分表達積極的情緒。

社交意識和邊緣探戈

在自我意識和情緒的自我管理之後，能夠激發共鳴的領導藝術還需要社交意識，或者換言之，即“移情作用”。在最基本的形式中，移情的能力來自於擴充套件的神經迴路之中的神經原，這條迴路連線到扁桃體，而扁桃體不斷地讀取著別人的面部表情和聲音所傳達的情緒，使得我們能夠感知別人在和我們說話時的真實感受。這個迴路傳送著一個穩定的資訊流——他正在被最後的評論所擾動，變得有一點點沮喪……現在看上去有一些煩惱……他喜歡聽到那個訊息——額葉前部區域以及相關的部分運用這些資訊流而精密地調節著我們下一步要說的或者要做的事情。

扁桃體以及與之相連的神經迴路使得我們對於別人的反應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和感知，作為一個關鍵性的繼電器，確保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開放環路中與其他人保持著同步。這個迴路使得我們自己作為生物與那些和我們在一起的人們當中佔優勢的情感範圍彼此協調，以便我們的情緒狀態更加容易趨同。一位科學家使用了一個專門術語來描述這種神經上的協調，他稱之為“邊緣性共鳴（limbic　resonance），一首由相互的交流和內在的適應形成的交響樂”。任何時候，只要我們和某個人產生一種真誠的連線，我們都會感覺“處於相同的波長之上”——不論這裡發生的是愉快的時光還是痛快地大哭——它都標誌著我們正在經歷著這樣一種大腦之間的連鎖反應。這種無聲的協調發生在任何美好的人類聯絡之中——在母親和孩子之間，在共飲咖啡的朋友之間，在團隊成員一邊工作一邊共同歡笑之時。正是共鳴在一個群體之中激發起席捲全體的情感，不論這種感覺是葬禮上的悲傷，還是成功的股票公開發行之後的興奮。

雖然移情作用代表著情感智慧型領導的一種必需的組成部分，但是領導者還必須具備另外一種能力，那就是以一種能夠打動其他人的方法來表達、傳遞他們的資訊。從一位令人信服的、有說服力的領導者那裡能夠自然地流露出情感的共鳴，因為那些情感顯然是真實的、深深地植根於其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價值觀。

情感智慧型領導者以一種積極肯定的方式來傳遞他們的情感。他們透過喚起人們心中的某個夢想來打動人們的心，這個夢想可以引發出樂觀主義精神、同情或者某種其他的聯絡感——種種啟發都指向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未來。在大腦的層次上，這樣的資訊傳遞著令人樂觀的情緒，在大腦神經迴路中，以左側的額前葉區域為中心，一系列的感情在不斷地傳遞。大腦的這個區域也掌握著激發動力的鑰匙。當這些積極的想法四處傳播的時候，一個集體就能夠圍繞著那個共同的目標積極奮鬥。舉例來說，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正是用他那篇激情四溢、威力無窮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動員起全體美國人民奮起鬥爭，發動了美國的民權運動，他的演講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個美好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

社交意識——特別是移情作用——對領導者推進、驅動共鳴的首要工作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透過及時準確地感知其他人此時此刻的感情和想法，一位領導者能夠以一種適當而得體的方式說話並且行動——不論是抑制恐懼還是緩和憤怒，抑或是提升人們的愉快心情，令大家精神振奮。這種協調也使得一位領導者能夠感知到大家所共有的價值觀，以及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從而能夠更好地指導整個集體前進的方向。同樣地，一位缺乏移情作用，無法對大家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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