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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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以致連牛頓本人也覺得不甚自在，事實上，是這種觀念主導了他，而不是他主導了這個觀念。正是巴羅克本身的精神及其朝向無限空間的傾向，激發了這個對位的和全然非雕塑的概念。此外，在它裡面，還有一個矛盾。直到今天，還沒有人能對這種超距離的作用力給以充分的定義，還不曾有人理解離心力究竟是什麼。地球繞軸旋轉的力是這一運動的原因，抑或是恰恰相反？或是這兩者是同一回事？這樣的一個原因，就其本身來考慮，究竟是一種力還是另一種運動？力與運動之間的差別是什麼？假定行星體系中的位移是離心力作用的結果；也確實是如此，那麼，星體就應該偏離它們的軌道，可事實上它們並未這樣，故而我們必須還要假定有一種向心力存在。所有這些概念意味著什麼？在此確實無法達至那誘使赫茲去一舉消除力的概念並（透過在位置與速度之間完全人為地設定一些嚴格的連線物）去把他的力學體系簡約為接觸（衝力）原理的那種秩序和明晰性。但是，這僅僅是掩蓋而不是消除了問題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是浮士德式的心靈所本有的特徵，是根植於動力學的本質的東西。“我們在談論力的時候能把力的根源歸於運動嗎？”當然不能；但我們能擺脫西方精神中天生但卻無法確定的那些原始概念嗎？赫茲本人並沒有嘗試實際地運用他的體系。

現代力學的這一具有象徵意義的困難，並未曾為法拉第所創立的勢能理論所解除，雖則物理思想的重心已從物質的動力學轉向了以太的電動力學。法拉第是著名的實驗家，也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幻想家，在近代的物理學大師中，唯有他不是數學家，在1846年，他說，“無論空間是像通常所說的那樣為虛空還是為物質所充滿，我都認為，空間的任一部分，除了力，以及力發揮作用的方式之外，沒有任何東西是真實的。”在此，很清楚，在認識者身上，有一種定向的傾向，具有其有機的和歷史的深刻內涵，有一種要使他的認識過程鮮活起來的傾向。在這裡，法拉第與牛頓在形而上學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為牛頓的超距作用力所指向的神話背景，也是這位虔誠的物理學家所拒絕考察的。然而，這樣一條可能引起一種明白清楚的力的定義的途徑——亦即從世界而不是上帝出發，從自然的運動狀態的客體而不是主體出發的途徑——同時也能導向能量概念的闡述。現在，能量的概念，與力的概念之不同，乃在於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有方向的量，而不是一種方向，並且它與萊布尼茨的“活力”概念也只是在數量上近似。不要忽視的是：在此質量概念的本質特徵已被能量所取代；實際上，連能量的原子結構之類的古怪觀念也已被嚴肅地討論過。

然而，基本詞彙的這種重新安排並不曾改變我們的這樣一種感覺，即世界力及其基礎是確實存在的。運動的問題，一如以往一樣，未得到解決。從牛頓到法拉第——或者說從貝克萊到穆勒——這一路上所發生的一切，只是宗教的行為觀念（deed…idea），被非宗教的做功觀念（work…idea）所取代。在布魯諾、牛頓和歌德的自然圖象中，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在行動中展現著自身，而在近代物理學的自然圖象中，是自然自己在運作；因為熱力學第一定律的意義上的每一“過程”都是或應當是以能量的消耗來加以度量，而能量的消耗量，即對應於“被束縛的能量”形式的功之數量。

因此，很自然地，我們發現邁耶的決定性的發現，在時代上恰可呼應於社會主義理論的誕生。甚至經濟學的體系也使用了同樣的概念；從亞當·斯密以來，價值問題便與勞動量（quantity　of　work）發生了關係。相對於魁奈（Quesney）和杜爾哥�rgot）而言，亞當·斯密標誌著經濟學領域從有機結構轉向了機械結構。作為近代經濟理論之基礎的“勞動”（work）概念具有純粹動力學的意義，在經濟學家的語言中，有一些術語恰好對應於物理學中的能量守恆、熵、最小作用等命題。

因此，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力的中心概念自從在巴羅克時代產生以後所經歷的各個連續的階段，以及它與偉大的藝術和數學的形式世界之間的密切關係，便可以發現：（1）在17世紀（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力的概念的形成是圖象式的，且與在1630年左右走向消亡的偉大的油畫藝術頗為協調；（2）在18世紀（拉普拉斯與拉格朗日的“古典”力學），力的概念獲得了賦格風格的抽象特性，且與巴赫的音樂相一致；（3）隨著文化達至它的終點和文明化的才智壓倒了精神，力的概念則出現在純粹分析的領域，尤其出現在多項複變函式的理論中，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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