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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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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給安排進半工半讀學校,這些我們後面會談到' 見本書,頁87…88;定宜莊,前引,頁193…216。'。在這種情況下,1960…1961年間畢業生下鄉的數字永遠是個謎。當然,跟往後幾年相比就不那麼重要了。

當時政府面對的問題不僅僅來自剛畢業的學生,更有前幾年畢業的但仍處於無業狀態的學生,還有1960或1961年時因財政困難索性關閉了的學校。所有這些年輕人沒有單位' “單位”就是工作單位。在那個年代,單位不僅管理業務工作,還管理每個人的私人生活,“從生管到死”。住房,補助金,糧票布票,娛樂,批准結婚、生育、搬家:無一不由單位決定。',也不在學,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無所事事,也沒有任何行政單位管他們,被稱作“社會青年”。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些變成了小流氓。街道委員會' 有些城市居民沒有單位,主要是家庭婦女與無業青年,他們的單位就是街道委員會,由市政府領導,提供一些服務,特別是監視該區的居民。'試圖看管他們,可能的話給予必要的幫助,但沒什麼辦法。1962年底全國有兩千萬當局要遣送去鄉下的社會青年。

出現了一個令準備下鄉的年青人萬分焦慮的新問題:戶口問題。1950年代初中期已經有了各種管理戶口的措施,到了1958年當局重新撿起定下的措施,企圖使其制度化,並且加大力度。在1月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根本不考慮憲法條款明確規定公民在尊嚴和權利上人人平等,而且有遷徙的自由,反而硬性設立了一道樊籬隔開了享有特權的城市人與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鄉下人。後來這份“條例”因大躍進延遲了嚴格執行的時間。 從1960年起,戶口制度開始成為社會組織的主要支柱之一。失去城市人的身份就意味著從此以後知青將永遠被貶到農村低下階層中去。這令他們非常反感。1961…1962年間不少幹部想讓知青快點兒走,就給他們留下城市戶口,或者答應他們過幾年可以重新取回,這是一個永不兌現的允諾。

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國營農場,這些農場在1950年代,尤其在大躍進期間,不停地在增加。下到國營農場去倒沒有引起太多地抵制,因為在那兒可以享有固定工資,工作時間正規,還有一系列的集體生活組織(食堂、宿舍、工餘活動),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從1963年起,就有一些去新疆軍墾農場的。這一下鄉新途徑說明國營農場的容納量已經飽和了,同時也考慮到戰略意義,這一點我們已談過了' 見本書,頁62…63。'。對年輕人施行社會政治控制,軍墾農場最理想了,而那些青年在那裡不僅可以享受國營農場的好處,還可以得到作為“守衛祖國邊疆的戰士”的精神滿足感。

制度化及長期計劃化

由於知青人數增長得很快,農場只能接受一小部分。事實上在1963年中,經濟形勢好轉了,遣返大躍進期間流入城市的農民的工作結束了,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 定宜莊,前引,頁218。',怎麼也不會想到,就在這個時候政府宣佈要將下鄉運動轉變並定為大規模的長期性的計劃。6月底,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一個領導幹部會議上提出15年規劃,很快就又延長至18年。當局認為節育工作政策兩年後生效(從1963年算起),那麼1965年後出生的人得在16年以後達到就業年齡,那時才能看得出這項政策所能帶來的積極效益。周恩來為這個規劃親自列舉出各類數字' 同上,頁219,222。'。他預見在此期間內,每年將會有300萬青年進入就業市場等待安置。1963年10月18日他又在一個內部講話中宣稱,今後18年內有3500萬城市青年得下到農村去'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39。'。那就是說每年有200萬左右的青年下鄉。負責這些問題的譚震林副總理估計有150萬,而其他人則預測只有100萬' 顧洪章等,《始末》,頁42;定宜莊,前引,頁218…223。'。這份相當空泛而又不太科學的規劃是不準備向公眾宣佈的,但必須透過宣傳工作把主要精神傳播出去。因此,1964年3月份起,人民日報就有連篇累牘的文章:

“每年有幾百萬城鎮中小學畢業生。除了一小部分學生可以繼續升學或者留城就業之外,大部分都要到山區和農村去參加生產勞動。。”' 在?Youth to the Countryside and Back Again?一文中引用; Current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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