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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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不僅也為嚴僑擔心起來。

在多次與嚴僑的夜談中，李敖大致知道了嚴僑的一些情況。嚴僑來臺灣較晚，來時還帶著愛人，是從福建偷渡來到臺灣的。他的母親此時已在臺灣，他有兩個妹妹，大妹嚴倬雲，嫁給辜振甫，小妹嚴停雲，即女作家華嚴，嫁給了葉明勳；還有兩個弟弟，也都在臺灣，但他的父親此時卻是共產國民黨福州市的市長。所以嚴僑一到臺灣，國民黨特務就把他請去，問他來臺灣幹什麼？他說我來投奔自由；國民黨特務說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產國民黨的市長，他那麼先進，你怎麼就這麼落伍？一般情形總是老一代跟國民黨走，青年一代跟共產國民黨走，為什麼你們家特別：你老子前進，你反倒開倒車，來投奔我們？嚴僑說我不是來投奔你們，我是來投奔自由，何況我有老母在臺，我要來照顧她。國民黨特務查出嚴僑果然有老母在臺，只好暫且相信。但這樣總不能結案，總得找個保人，於是，由時任國民黨中央社臺灣分社主任的妹夫葉明勳出面，保了嚴僑，並介紹他到臺中一中教書。和葉明勳也不無關係。

黃鐘之死似乎給嚴僑帶來很大的衝擊，他似乎感到人生無常，一個最明顯的證明就是他的酒越喝越多，因為沒有錢，他喝的酒是菸酒公賣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獷的，沒有情調，沒有小菜，用牙齒把瓶蓋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黃湯來。嚴僑喝酒雖多，但卻沒有爛醉的現象，他只是喝得很興奮而已。黃湯下肚後，就往往大背和醉酒有關的詩詞，其中最喜歡背辛棄疾的那首《西江月》（醉裡且貪歡笑）。

嚴僑冒險偷渡到臺灣，完全出於自己的信仰，是為了“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工作。作為共產國民黨員，此時卻陷身臺灣“藍色”的泥沼，難免有所失落，但他的特色是雖然失落卻不因此脫離沒，相反，他要歸隊去重建那父母之邦。

一天晚上，嚴僑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來，並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靜以後，他對李敖說了一段最重要的談話：

我不相信國民竟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樣改造，也是無可救藥，他們的根兒爛了。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個新遠景，所以我做了共產國民黨，我志願偷渡過來，為我的信仰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

可是這兩年來，我發現我變了，我的精神好像飛向那自由主義的神像，可是我的身體卻永遠被一個國民黨銷住，被另一個國民黨監視，這是我最大的痛苦。

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回大陸去，那裡雖然不滿意，可是總有一點“新”的氣味，有朝氣，對國民黨我是始終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

7．師生情深（3）

現在我們的名冊裡並沒有你，可是我想帶你回去，帶你去共同參加那個新嘗試的大運動，這個大運動是成功是失敗不敢確定，但它至少犧牲了我們這一代而為了另外一個遠景，至少比在死巷裡打滾的國民黨痛快得多了。

李敖從小就不滿於國民黨，但他對共產國民黨瞭解也知之甚少，但因為嚴僑有那樣的背景，有那樣的偷渡經驗，李敖相信嚴僑的話，答應跟他走，夢想著自己也會去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這是一個激情焚燒的夢，兩人為這個共同的夢想激情憧憬著。

夢想畢竟是夢想，終於有一天半夜裡五個彪形大漢闖進嚴僑的家，驚醒了他的夢，也驚醒了李敖的夢。

嚴僑被捕了。這是1953年的事。這一年嚴僑33歲，李敖18歲。

嚴僑被捕時李敖還不知情，第二天中午，李敖的父親從學校回來，說起了學校傳聞嚴僑被捕了，李敖聽了既震驚又傷感。他馬上想到：嚴僑這一去，留下來的嚴師母和三個小孩該怎麼辦呢？當時嚴僑的大女兒嚴方才三歲，兒子嚴正尚小，小兒子嚴諒還在母親懷裡吃奶。

此時人人自危，沒人敢來照顧這些孤兒寡母，李敖當時休學在家，還是個高中生，家裡又窮，實在沒有任何收入來幫師母，最後他竟早飯不吃，存一些錢，送給“嚴師母”，這在當時是冒著極大的危險的，連李敖的爸爸知道兒子這樣做之後都嚴肅地對他說：“嚴僑既然被捕了，誰還敢幫他呢？”

過了一段時間，嚴僑還是音訊全無，在這種情況下，嚴師母寄希望於親戚，於是收拾一下殘破的家當，帶上三個小孩，含淚北上投親去了。

此後嚴家沒有了訊息，李敖也要忙於大專聯考，再不能為嚴僑做什麼事了。

嚴僑和嚴僑一家，就這樣在臺中育才路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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