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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影子裡的阿斗，也只有照章行事。所以，沒有諸葛亮的蜀國，仍是一個有諸葛亮的蜀國，在國策上了無改變，只好在偉人的影子下，一條道走到黑了。

有的偉人的悲劇，止於他死而止；有的偉人的悲劇，如果像影子似的總不消失的話，勢必會阻滯歷史滾動的車輪，而造成更嚴重的不幸後果。所以，當蜀國有人意識到這條偉人的路，應該改弦更張的時候，鄧艾、鍾會的大軍，已浩浩蕩蕩地逼近國門，並勢如破竹直殺成都而來，即使把諸葛亮的兒孫都請出來，也救不了滅亡的命運了。

蜀事之敗，關羽失荊州，劉備敗夷陵，是不能辭其咎的，但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人格上無可非議的偉人，就沒有一點責任嗎？所以，偉人的影子拖得太長，總不是一件好事。

宮廷的血腥

在《三國演義》中，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帶詔殺董承、王子服，誅董妃；公元254年司馬師仍因衣帶詔殺夏侯玄、張緝，誅張皇后，故事情節一樣，人物身份一樣，場景地點也一樣，只不過時間相差半個世紀罷了。

這似乎是曹操作惡的報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死了，他的後代替他承受。中國人特別崇尚報應，越是沒有辦法，越是不敢反抗的中國人，也越是相信這種報應，寄託於這種報應，圖那一剎那間的痛快。所以特別相信冥冥之中，肯定有一主持公道的上蒼，雖密室之語，也纖毫必聞，於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老百姓可以出一口鳥氣。但由於現實並不是都能討得一份公道的，就只好再加上“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兩句，藉以自慰。

公元254年，魏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緊跟著，公元258年，吳孫�如法炮製，廢孫亮，立孫休。大臣擅自決定皇帝的去留，在封建社會里，是屬於大逆不道的行為，只有董卓才幹得出來。所以，漢獻帝衣帶詔事發以後，甚至還發生過伏後事件，曹操也不敢輕易把獻帝廢掉。司馬懿對於曹爽專權，曹芳闇弱，也未對這位邵陵厲公採取什麼擁立新君的措施。但他的兒子司馬師強大到足以不買舊秩序的賬，而且嫌曹芳這位帝王有礙他的發展，於是，廢帝另立。他開了這個頭以後，東吳的孫�隨後仿效，然後，他的弟弟司馬昭也來這一手。這種不約而同的連鎖反應現象，在歷史上是常見的。

同年，九月稱帝的孫休，十二月就把扶他上臺的孫�殺了，並誅三族。公元260年5月，被司馬師選中為帝的曹髦，殺司馬昭不成，反而因此受害。雖然一則成功，一則失敗，但實際也是一種連鎖反應。當然，曹髦敢於發難，受孫休殺臣成功的啟發，才敢貿然行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社會現象中，類似相同的歷史，常常不期然地重演，蔚然成風，不是什麼怪異。這種驚人般的相像狀況，聯袂而來，絕非偶然，而是時代發展趨勢的必然。在三國末期的這類皇室衰微凌夷，權臣予奪予取的事例，也是由於當時政權處於新舊交遞之中，很自然的產物。

這種新的統治者對於舊的統治者的殘酷屠殺，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里，是正式改朝換代前經常出現的插曲。由於這種東方式的權力更迭，總是按其專制政體的野蠻血腥程度來決定屠殺的規模，所以，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因此曹操對於漢獻帝的鎮壓，和司馬師對於曹芳的廢黜，不存在任何因果關係，而是一種權力爭奪的必然規律。在專制國家中，只有這一種或你死，或我活的解決辦法。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倉皇辭廟”的君王，命運或者下場，大抵是相同的，甚至到了已無斷頭臺的近代。東方社會里仍然由於缺乏最起碼的民主程式，因此，某個領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一旦突然非正常的終結，與生命的死亡，人身的消滅，實際上等於是一回事。

在中國超穩定的統治結構中，任何變化，都只能是表面的，換湯不換藥的。一個新上來的主子，與下臺主子的區別，就在於坐在金鑾殿上的面孔的不同罷了，實質體制是不會作大的改動的。因此，所謂的改朝換代，只是權力層面上的人事更迭，而對於不變的制度，並無觸動。所以，這就保證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不論哪個阿貓阿狗當上了皇帝，只要坐在了龍椅上，很快就被人推翻者不多。中國人能夠接受或者忍受任何庸君、昏君、暴君的緣故，就是因為這不變的制度像桎梏一樣，所養成的毫無反抗精神，失去思想能力的奴性。

鞭子是第一位的，至於拿鞭子的手，換來換去，對於捱打的屁股來講，是無關緊要的。

換湯而不換藥，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實質。也因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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