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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守舊大臣們的反對，這些上諭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為的建議，直接下達到有關部門執行，而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對於光緒皇帝來說，這是他傾盡全力的一次政治賭博。剛剛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畢其功於一役”的拼搏來證明自己“能行”。戊戌變法中的光緒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剛烈、堅強和勇敢。他幾乎把前二十幾年生命中所積蓄的所有精力都釋放了出來。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東西。他雙眼佈滿血絲，然而精神高度亢奮。他和康有為都天真地相信，他們只要用聖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諸國藥方抓來的靈丹妙藥灌入大清帝國體內，不久之後，就會使大清帝國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為屢次樂觀地描述的那樣，只需要三年，這場變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強”、“自立”起來。康有為說：“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強，而以我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十年之間，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強而駕萬國”。三十年之內，中國就會化蛹為蝶成為世界上第一強國。（《康有為政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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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8）

然而，在其他人看來，這種“改革”簡直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個西方觀察者說，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顧中國的吸收能力，三個月內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中國九年消化”。

更為要命的是，他們許多具體改革措施魯莽滅裂，只圖一時痛快，不計後果，不留後路，嚴重衝擊了社會精英的根本利益。他們在所有讀書人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宣佈從下科開始，廢除八股。這一舉動，一下子讓大清帝國的所有準備應試的讀書人手足無措，觸了“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梁啟超文集》）。

改革開始之後不久，皇帝又下達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個閒散衙門，砸了近萬人的飯碗，卻沒有給下崗官員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響了一顆炸雷，引起了官場的極大震動。

因此，在“維新變法”剛剛開始之時，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敗。維新派著名人物張元濟在當年六月初九給好友的信中說變法“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弟恐回力終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隨著改革措施越頒佈越多，越來越多的人看出，這幾個年輕人不可能成事。越來越多的中間力量開始變成了改革的反對派，原來改革的支持者也開始袖手旁觀。一股反對改革的大潮，正在醞釀之中。甚至連變法的核心人物都預感到了變法必將失敗。七月份，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大哥康有為的計劃過於廣大，而支援他的同志又太少，舉措太激烈，因此排擠他猜忌他的人處處都是，而皇上又無實權，變法怎麼會成功？我深感憂慮。”

康廣仁說，他曾力勸其兄，減緩改革步伐，以適應社會節奏，卻被康有為慷慨激昂的表態反駁了回去。康有為說，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廣仁無可奈何地對朋友說，我大哥思想太高邁，性格太固執，恪守書本知識，不能衝破僵化的思維，事已至此，實無他法。

十七

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所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主持下的變法不可能不以這種“魯莽滅裂”的方式進行。

雖然他們頭腦中已經裝了“西學”這種新酒，但是瓶子卻還是舊瓶。他們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舊式”的。

傳統的教育方式，使他們形成了一元、單向、線性的思維方式。在他們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決定的，這個“道”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他們都相信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這個道，然後從頭到尾地澆灌下去。

在西方列強闖入中國之前，他們頭腦中的“道”當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戰爭之後，“西法”就成了他們頭腦中新的“道”。在傳統教育的影響下，他們都習慣於用宏大的綱領或思想代替改革中複雜而具體的問題，以一種神話代替另一種神話。既然有了新“道”，那麼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用這個“道”去處理一切事物，那麼就會“萬事無不理，天下無不定”。

傳統的教育沒有給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的頭腦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貫注了類宗教性式的熱情。他們堅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則萬惑可消，萬難可解。他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策略，什麼叫迂迴，什麼叫複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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