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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當場落淚,他想不通:我以領袖之心為心,一切都為貫徹領袖意志出發,周旋於各方面之間,盡調協維繫之責,以求國是到達最高境界,奈何不見諒於眾?有的代表勸解那位發言人落座,宣言總算修正透過。陳布雷痛心大會意見之分歧,感到政治這事太難搞,心情抑鬱不振,身體更垮了。
“寧靜致遠澹泊明志”(1)
1938年以前,重慶美專街一帶還是一片山坡。山坡之下的低地有一座樓,這就是美術專門學校。因為抗戰關係,美專疏遷鄉間,那座樓房就由退到重慶來的國民黨###使用。
山坡上新建了兩所小樓,便是美專街1號和2號。由一條斜街走進1號大門,步上臺階,這就是陳布雷的寓所。1號的樓下,一邊是飯廳,一邊是辦公室。侍從室第2處幾個職員就在室內辦公。樓上的大房間,是陳布雷的辦公室兼臥室。樓下樓梯旁邊有一個亭子間,是翁祖望秘書的辦公室兼臥室,翁是陳布雷的妹夫,曾作過大學教授,他經常守在亭子間內辦公文與接電話。蔣介石的官邸隨時有電話來,翁接聽後立刻報告陳布雷。樓房階臺下左邊另有狹窄的小房間是葉實之秘書兄弟的住宅。臺階下右手補建的一座小樓房,則是第5組辦公室,在這樓建成以前,第5組幾個職員則在2號辦公。
陳布雷這個侍從2處,可謂人員精幹,裝置簡陋。他始終不肯擴大編制,也不肯多花鈔票講究排場,這大概也是蔣介石賞識陳布雷的原因之一吧!
同時,陳布雷自己帶頭,實際上他生性如此,除了公務接洽之外,很少與各機關交際,甚至私人親朋,也很少往來。即使有應酬,也必定問清晤談和餐會的地方有無電話,沒有電話的地方是不敢逗留的。陳布雷很少外出,一出去也必定留下電話號碼,以備蔣介石的傳見。這也是蔣介石對陳布雷視作左右手的又一個原因吧。
陳布雷一再叮囑2處工作人員,“要保密,不要多嘴”。2處的每一個職員分得的工作只由自己處理,決不告訴任何同事,即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交頭接耳。至於蔣介石的行止,從不探問傳言。因此,蔣介石對陳布雷是十分信任的。
陳布雷白天處理公事,參加必要會議,晚飯後與各組長討論公務,以第四組為中心,幾乎每夜都提出報告,商承處理。如有重要文告,陳布雷就得通宵工作,常常等到清晨發抄,才上床略為休息。不熬夜的時候,也常在11點鐘,先吃兩片安眠藥,精神反覺旺盛,再辦公事,寫文章,或與人談話,至就寢時,加吃兩片或三片藥,才睡兩小時,也就起來了。翁秘書一接到官邸電話,陳布雷就是睡著了也立刻起來趕到蔣介石那裡去。葉實之是黨務秘書,凡中央黨部檔案應請示蔣介石者,即由陳布雷親自進呈核示。這種連日連夜為蔣介石一人效勞的精神,也確實感動了宋美齡。宋美齡總想盡辦法從印度空運三五牌香菸、美國奶粉,按時送給陳布雷。
于右任陳布雷最大的任務是為蔣介石起草文告。到了侍從室後,除非陳布雷患病休養,一應重要文告幾乎都是陳布雷起草的。但陳布雷守口如瓶,持身謙抑,從不對外人談說過任何文告的草擬經過與政治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執筆的;就是他自己寫的《回憶錄》中也只提到少數文告是由他奉命起草的。陳布雷後來以撰寫文告知名於世,而世人卻很少知道他草擬文告的嘔心瀝血的過程。“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個字,都是委員長的。”陳布雷說過,而蔣介石對於一篇文告,常常是修改再修改,至少兩三次易稿,多至有18次易稿的。為了一氣呵成,為了保密,陳布雷甚至午飯或者一日三餐都不下樓。
1939年12月26日,是陳布雷的50歲生日。但是他不願祝壽,在前兩天,他找了程滄波商量:“滄波兄,佈雷五十初度,大哥(堂兄陳屺懷)、四弟等均來函問訊。我恐友朋祝壽,意欲避開一兩天。”
當時程滄波住領事巷康心之公館,地方幽靜而寬敞。程滄波說:“我與康心之先生商量一下,請你到領事巷住兩天吧!”
陳布雷很高興,在12月25日下午,移居領事巷。可是程滄波卻為陳布雷佈置了一間簡單壽堂,掛上壽聯,高燒一對紅燭,還有葉琢堂等人送的兩隻花籃。
“我準備晚間為先生舉行小酌,只請了于右任、葉琢堂、張季鸞、邵力子諸先生,還有康氏昆仲,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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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靜致遠澹泊明志”(2)
“滄波兄,我意避壽,反而擾兄為我祝壽,真是不勝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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