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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惟顏旨微，在南惟陳畏壘（2）

北伐中的蔣介石陳到南昌後，見蔣介石。詢以此後志願，以仍回滬作記者對。陳布雷自南昌西上游漢口，住10天，即起程回滬，上海已為北伐軍克復。上海《時事新報》及《商報》均約陳布雷任特約主筆，也可兩處兼位。陳以《商報》已無可為，《時事新報》內情複雜，皆辭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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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時事新報》銳氣大減（1）

1927年（民國十六年）4月，陳布雷出任浙省府秘書長，5月辭職赴京，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9月隨蔣介石下野離京還鄉小住，10月返滬，以潘公弼之約，為《時事新報》任特約撰述，每旬日寄社論三篇，月薪150元。所撰社論，以說明黨（國民黨）的歷史與黨政制度者為多。1928年（民國十七年）一月，蔣介石復職，陳被約同行入京，命陳任秘書長，婉謝。詢願何種職務？答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已而上海《中央日報》社長潘宜之到南京，蔣介石告潘約陳布雷任主筆，然以《中央日報》有彭浩徐（學沛）主持編輯，成績甚佳，陳布雷不願取代，堅辭。回滬前向蔣介石謁辭，仍請助成其辦報志願，許之。抵滬後，乃與《時事新報》訂合作之約，電告蔣于徐州，得覆許可，遂入《時事新報》任總主筆，主持社論。同時，兼辦“戊辰通訊社”，使《商報》舊人，略有安插，因《商報》已停刊。陳又與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陳果夫等，創辦《新生命月刊》，親撰發刊詞。以後《新生命月刊》發表十大教授“本位文化建設宣言”，打擊左派言論。

1929年（民國十八年），陳布雷40歲。說：“餘在《時事新報》，奮鬥至為艱苦，蓋黨員只餘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滄波亦尚未入黨。其餘均對革命無信仰，如趙叔雍、周教庵等，則反對本黨甚烈。同事思想複雜，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實情況，恣意抨擊，以唱高調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營利自圖。潘君公弼任經理，亦相與委蛇而已。餘在社年餘，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國為立場，顧措辭必力求平實，一般以為不及在《商報》時之勇敢，然中央諸公則以為如此宣傳，在統一國民見解上較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閥橫出阻撓，陳師魯境，辱我官吏，殘我民眾，宇內激昂，餘首撰‘暴日膺懲’一文以示國論之所在，繼思北洋軍閥未除，國內尚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轉移論鋒，倡為‘統一第一’之口號，督促國民革命一意北伐，勉國民忍辱負重，澈底圖強。其時有《民眾日報》者，以別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戰之論，與《時事新報》辯難甚烈，然卒無以折我所言。其後國府主席譚延輳Ч�孕��秸朊芰罨ι系潮ㄗ裾眨�擻胗嗨�議駝吆戲��ι下厶常�嘁浴妒筆灤滷ā販恰睹窆�氈ā分�齲�銜�寺壅�罰�嗦使裁��竊詰車牧α課茨萇釗肷緇嵋鄖埃�湯檔吃痺詵塹郴�囟嚳椒芏罰��篤湫Яδ舜笠病！�

是年7月，陳布雷隨蔣介石赴北平，《時事新報》社論之編撰，託程滄波代理。8月，陳布雷奉派任浙江省教育廳長，辭意甚堅，然終於出任者，則以《時事新報》主者誤陳布雷必以入仕為榮，總經理張竹平每見陳布雷，即以升遷為賀。陳布雷頗疑其意，在藉此使其離職，以保持該報之所謂“中立性”，於是不再任該報主筆。從此陳布雷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的志願，因蔣介石倚重而脫離。於民國二十年在南京任###次長，陳布雷仍屢思引退，重作記者或教書。未果。但是他謙和平實，仍然是新聞記者風度，愛護報人，扶植報業，莫不盡心盡力。陶希聖說：“上海南京路五卅慘案發生的時候，佈雷先生是《商報》的主筆。在《申報》與《新聞報》那樣的大報以及《時事新報》與《民國日報》那樣有政治色彩的報紙的中間，《商報》以社論能言者著稱。凡是瀏麗潑辣的社論，大抵出於佈雷先生筆下。五卅慘案之後，上海罷工風潮洶湧之中，我參加‘十教授宣言’。‘商報’發表這個宣言，並由佈雷先生執筆，以社論為之響應。”（陶希聖：《記陳布雷先生》）

程滄波則說：“佈雷先生從政20年，比較他從事記者的時間，要超過一倍。但在他20年從政中，我們從旁窺見他的內心，實時時不忘重理舊業。他對新聞界中朋友，隨時鼓勵不要離開自己的崗位。在民國二十九年秋間，我因接受監察院之聘而脫離《中央日報》。那年九一節，他特為寫一封長信給我，為我離開報館而惋惜，為當時戰時首都少一個新聞從業人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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