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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生活的艱辛使生性敏感的王光德對家鄉均州倍加思念。在招工、當兵、推薦上大學全都沒有希望之後，1969年王光德隻身回到了均縣。自此，沒有戶口、沒有土地、沒有房屋的王光德開始了流浪生涯：他到丹江庫打魚，到工程隊作小工、當泥瓦匠、當木匠，到母校二中當校工……這期間，不幸的是兩年的打魚生涯使王光德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而幸運的是在流浪中他結識了武當山道長李誠玉。李道長為女性，她慈母般地關懷、幫助著王光德：她常接濟王光德一些錢和糧票，她請武術高強且懂醫術的趙元量道長為王光德治腿病……在與兩位道長的接觸中，當年在校學習即為高才生的王光德，對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很快有了最初的參悟。

轉眼13年過去了，1980年，中國道教協會從全國道教系統中招收一批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道人進京培訓、深造，通知武當山也推薦—人，但沒有合適人選。這時，武當山想起了他流浪的兒子王光德，王光德看到了一雙雙期望的目光。歷經了無數塵世風雨和愛情磨難（一個姑娘深愛王光德，但王光德沒有戶口他們最終不能結合）的王光德作了最後的人生選擇——出家武當山！那年，他34歲。在離開故土13年之後，王光德的戶口遷回了武當山，但“職業”欄裡已填寫著“道士”，這也是允許其返遷戶口的唯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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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州聖地：永遠的滄浪綠水（7）

1981年11月，王光德到北京白雲觀中國道教學院深造，途經武漢時，王光德到武漢看望了正在大學歷史系深造的20歲的楊立志。楊立志告訴王光德，他想研究道教文化，正在蒐集資料，準備以後寫這方面的畢業論文。王光德當時沒說什麼，但到北京後，他就常給楊立志寄道教協會的雜誌，兩個武當山的兒子此刻在新的生命追尋中更深地走到了一起——他們在不斷地書信往來中，共同產生了研究武當歷史和道教文化的生命激情。

1983年，王光德在北京學成回到了武當山。而這一年，楊立志也大學畢業，楊立志的畢業論文《明成祖大修武當道宮述論》，成為1949年以後中國第一篇有關武當山歷史、文化的專論。

在楊立志的記憶裡，有一個人真正地刺激了他，從而使他鍥而不捨地進行著研究武當文化的大業，那個人便是日本學者間野潛龍。1986年楊立志在南京大學歷史系進修時，在圖書館查到了間野潛龍研究武當山歷史的論文目錄，間野先生於1958年開始發表與武當山有關的論文，其研究專題非常精細、專業。當楊立志讀到這些論文目錄時，如芒刺背，分外難受。史學界都知道日本學者有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中心在日本”的放言，難道這一幕要在武當文化研究領域重演嗎？作為中國的歷史學者，說什麼也不能安於現狀，坐視日本學者在中國武當史研究領域超過中國。一種文化覺醒使楊立志坐臥不安，如果我們不奮起直追，在中國史研究的各個領域創造新的成績，實在是前愧對祖先，後愧對子孫。

應該說正是日本學者研究武當歷史的學術成果刺激了楊立志的民族自尊心，從而啟用了一個青年史學者的文化激情。

後來的年月，楊立志先後通讀了《資治通鑑》、《明史》、《四庫全書》的“史部”、“集部”及各個時期的府志、州志等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5000餘卷，翻閱了《正統道藏》等道教文獻6000餘卷。

與此同時，他還長期堅持在武當山區開展田野考古調查，對武當山的古代碑刻資料每遇必錄。有時為了多抄錄幾通碑文，天黑了無法下山，只好坐在山野溪澗熬上一宿；有時遇上下雨天，山高路滑，免不了連滾帶爬地趕路。至於暑假頂著烈日抄碑，寒假踏著冰雪爬山，更是尋常之事。

1993年9月，當署名王光德、楊立志的中國第一部《武當道教史略》出版時，王光德、楊立志兩君的似水年華已走過了12年！友情走過了12年！生命之果孕育了12年！12年裡，王、楊二人對歷經了千百年的武當文化進行了深入的挖掘、整理、研究，此研究涉及了一個極其廣闊的領域：道教理論、歷史、建築、文學、藝術、民俗、武術、醫藥、科技無所不包。“武當文化”的概念是由王、楊二君於20世紀80年代最早提出，官方檔案最早使用“武當文化”是在1991年11月。這是兩個武當山兒子對中華文明的一份不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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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開啟這隻生命之果，略微探視其中一二，便可看到武當神山何以巍然屹立於世界神山之林……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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