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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事件逐步升級、嚴重惡化的關鍵時刻，當地沒有一個主要領導敢於承擔風險，敢於出面與群眾對話，敢於採取有效措施，敢於果斷制止。從縣到州的主要領導，層層束手無策。

在“6·28”事發現場，當地不少黨員幹部也表現得麻木不仁、無動於衷。肖松反思說：“‘6·28’事件現場，幹部隊伍中存在一種迴避矛盾的心態。幹事的不如站在旁邊看的，站在旁邊看的不如在家玩的。還有這樣的說法‘家事國事天下事，不問事平安無事’。很多幹部黨性原則喪失，正義感淡化。‘6·28’當天，有些幹部在現場不敢挺身而出制止，從人群中走過的時候，怕被人認出來，用衣服擋著臉。還有個別領導人就在附近打麻將，看到出事了，叮囑在場的人說：‘別開燈，千萬不要聲張’。”

早在2004年，甕安縣就發生過打砸政府機關的案例，由於當時縣委、縣政府息事寧人，對當事人教育了事，沒有依法處置，成為以後群體性事件得寸進尺的誘因。

2004年12月14日，構皮灘水電站淹沒區甕安、遵義、湄潭、餘慶、開陽、息烽等3個市（州）6個縣的2000移民，串聯聚集在甕安縣境內的烏江邊碼頭，要求政府答覆解決移民問題。國家長江委員會構皮灘水電站總監邱正光，省、州、縣移民辦和甕安縣有關方面的幹部前往調解。移民提出土地賠償標準沒有達到國家新的土地法規定，要求提高賠償標準；構皮灘水電站淹沒區實行“人平法”賠償，即按移民人口平均淹沒土地標準賠償，各縣賠償標準就有高有低，移民要求賠償標準一致。通往江邊碼頭只有一條獨路，現場調解人員難以答覆，被移民當人質堵在裡面三天三夜，不讓吃喝，強烈要求省長出面接見，答應解決提出的問題。

當時，原甕安縣委書記王勤在貴州省委黨校中青班學習，按規定不準請假，鑑於情況特殊，黨校還是准假讓他趕回處理移民問題。王勤趕到現場，只見移民有的手提棍棒，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手拿石灰粉，還有的手抓辣椒麵，對立情緒如箭在弦，一觸即發。王勤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將鑰匙、工資卡、錢包交給駕駛員就下江邊去做移民思想工作，當時什麼也聽不進去的移民將他也“扣留”起來。他依靠當地村委會主任和村民，找來農民的舊衣服，將被圍困的幹部化裝成農民，利用天黑作掩護，把被圍困的幹部全部解救出來了。

第二天清早，移民發現被扣的幹部不見了，遷怒於當地龍塘鄉政府，聚集圍攻鄉政府。當時，黔南州從全州各地調集的幾百名公安幹警已經集合，州委要求保持冷靜，避免與移民發生正面衝突，果斷下令撤離。移民群情激奮，把鄉政府給砸了。事後，甕安縣委、縣政府組織幹部駐鄉，對照公安部門的現場錄影，找打砸鄉政府的移民一個個談話，說服教育了事，沒追究一人聚眾打砸人民政府的法律責任。

甕安縣在反思“6·28”事件的教訓時，有的幹部感慨地說：“2004年‘12·14’事件雖然平息下去了，但處理失之於軟，失之於寬，息事寧人，政府自己開了群體性事件衝擊甚至打砸政府機關而不負法律責任的先例。”

甕安縣委書記龍長春說：“一個地方的主要領導人，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要敢於面對群眾，敢於表態，敢於負責，依法行政，不能息事寧人，不能姑息遷就。”

四、權威資訊“失語”，虛假資訊氾濫（1）

一時間，甕安縣沒有正常的、開放的、權威的資訊釋出渠道來滿足老百姓瞭解事情原委的真相，沒有具備公信力的資訊釋出可以疏導民意，老百姓伴著謠言過了一天又一天，口口相傳、簡訊相傳、電話相傳、網路相傳，接收的真假混雜、謠言甚至謊言等負面訊息，比黨委和政府掌管的新聞輿論主渠道釋出的正面訊息快得多、早得多、資訊量大得多。新聞“先入為主”的特性，使幹部群眾更加懷疑李樹芬的死因，激起廣大人民群眾對死者的同情和對政府及公安人員的強烈不滿。社會不良情緒傳播感染的速度，遠遠超過傳染疾病傳播感染的速度，“6·28”事件一呼百應，萬眾聚集。

甕安縣各級幹部在反思“6·28”事件教訓時，普遍感到黨委、政府和公安部門，對社會政治狀況資訊收集渠道不暢，表現出遲報、不報、甚至失真，政治敏銳性不強，麻痺大意，甚至麻木不仁。對重要資訊的釋出，黨委、政府和宣傳部門、公安機關等主渠道，不僅釋出慢、聲音弱、資訊少，甚至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被動地封堵虛假資訊，廣大人民群眾對李樹芬的真正死因，一時間聽不到黨委、政府和相關部門釋出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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